反右时期的宣传画一、评所谓“反右必要论”
2007年是反右50周年，2008年则是“处右”50周年（处理右派，即正式给“右派”戴帽、惩处、发配）。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见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于2001年4月编印的《清华大学九十年》,清华大学所划“右派”已100%“改正”）。至今官方的评断仍然是“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论断至少有违“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有的论者甚至举出二战中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国，为了预防日裔美国公民通敌，将他们全部关进集中营，以此论证我国反右“扩大化”的“必要性”。真是亏他想得出这个连现今美国政府都予否定并道歉的案例！）
当然，人们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失误；何况20年后大都给他们“改正”了。——这当然比过去在苏区反AB团，把数以万计的自己的同志当“反革命”成批成批杀了要“人道”一些。且不说因1957年反右而自杀和被折磨致死的又有多少！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其中被划为“右派”的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周寿昌（解放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初任全国学联宣传部长、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负责人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反右初落难时曾私下对我说：“我们总算幸运，没有像早年苏区反AB团那样被枪毙！”可是，他后来却因受此冤屈而精神苦闷得癌症，英年早逝。俞时模（解放初东北局团委农工部长，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1938年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战争时期震撼全国的“一·二一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抗战胜利复员后，任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北平市学委负责人，全国学生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是团中央学生部负责人），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幸得他的续弦夫人向军代表跪地求救才幸免），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所谓“反右必要论”，固然出于主事者的回避责任，更在于不愿正视我们党的历史教训。这使我想起我亲耳听到谭震林的一席话。那是1980年9月，党中央组织全党四千多高级干部分组审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我有幸被派去担任中央国家机关第一组（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高法、高检等机关的领导干部）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和整理会议发言简报。当讨论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时，与会的谭震林副委员长拍案而起，激动而沉痛地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和其他地方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万人，难道不是浩劫?!”据有关党史资料的记载，单是“富田事变”、抓“AB团”“第三党”的党内残酷斗争中，大搞逼供信，就发生了红20军从班排长直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1931年秋，仅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就有2500余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会上郑绍文（时为最高法院副院长）也说，当年夏曦在红三军搞肃反，洪湖苏区的创始人几乎被杀光，夏曦还辩解说：“他们是为了破坏苏区才创造苏区的！”谭老说，当时有位同志受打击后，留下一个条子，写着“我已完成了任务，谢谢！”就自杀了。有一个军杀得连领导人都没有了，派了陈毅去，把那些乱杀AB团的人杀了，这才煞住。……但党并没有因此汲取教训，后来不断复制这类错误：1943年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抢救运动”，十余天中就“抢救”了成窝的“特务”“叛徒”，人人自危。建国后，反胡风、肃反、反右、反右倾的历次政治斗争，不断伤害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数以百万计。谭老在回顾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时痛心疾首地说：“对于这些严重错误导致连续发生的党内外灾难，我们长期不愿正视，讳疾忌医，不汲取过去的教训，才会产生建国以来历次‘左’的错误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碰得头破血流，才开始觉悟，却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以上见笔者保存的本组会议记录和其他组的“简报”）
谭老的发言也可以说明，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毛泽东作为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几乎大都包含了要排除几个“政见不同”分子而搞成全国性运动，以形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假象，来掩盖党内的权力斗争：1957年反右主要是要打垮敢于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的民主党派（特别是所谓民盟“右翼”人士）和共产党党内及党外的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起因本来也只是毛泽东不满彭德怀几个人为代表的党内稳健力量挑战他一贯“英明正确”的绝对权威，要把他们打下去，却故意搞成一场全国性的反右倾的路线斗争，人人检讨批判，同样是借以掩盖与彭老总的权力较量，并借此转移他搞“大跃进”失败的重大罪错。文化大革命也主要是要打倒刘少奇等威胁他的威权地位和“身后名”的几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却从扫清外围势力入手，以批判吴晗、邓拓，打倒“彭罗陆杨”作为开张锣鼓，制造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而不是一个人打倒另一群人的假象，引起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最终把刘少奇、连带把彭德怀、贺龙等开国元勋置之死地。
具体到分析反右“阳谋”的来龙去脉，其背后的考虑绝不是一个“引蛇出洞”可以简单概括的。
迄今对反右的看法和评价，大多是就反右论反右，对反右前一阶段整风和鸣放，仅将它视为主要是设置陷阱，引蛇出洞，是毛的“阳谋”的主要组成部分；忽视了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宪政的视角，对整风鸣放这场新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作出历史的评价。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下面试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听到并记录保存下来当时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参考其他资料和论述，并从我现在从事的法律专业角度，作一些评析。（未完待续）
作者郭道晖，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原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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