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非之后数月的主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
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认为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有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道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而南北僵持不下时，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则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17年来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更不愿意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重回君宪。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经过数月争执，共和主义终于占据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可谁也没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便出了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一百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点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清廷积重难返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17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双方争执的焦点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廷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廷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正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廷终于同意走君主立宪道路，于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如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其中规定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力，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甚至还能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什么区别。这样的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们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36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以及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光绪帝就突然去世。当时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3岁的小皇帝和28岁的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与能耐都无法与即位30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显得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其他干扰，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摄政王无奈之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5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
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他们在作出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13名阁员中竟然有9人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作出让步，更不会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人物赵凤昌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借助这一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产生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开始意识到清廷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
事实上，革命的发展的确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这让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张謇还曾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但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可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还联名致电摄政王，劝他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后，各方就对清廷善后安排达成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
让清廷承认共和，其实也就是逼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廷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对清廷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约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清廷和平结束，同时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他们在过去17年中一直流亡海外，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能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困境等。赵凤昌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也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他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反而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
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作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电报，提出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的，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都顺理成章。
谁的临时政府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建府开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
然而，就在这一天，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做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
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就请自便吧。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人心，尤其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做一支重要力量，但他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默认了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和“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
很难说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还曾为国际承认从事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未收到成效。
至于财政，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做“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步进行，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100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做一回事。
法统之争
在清廷这方面，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对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参与光复有功的立宪党人、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
当新军将领获知这些消息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于2月8日联名致信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度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和效忠。只是这件事情后来又有变故，正式成文的时候文字又有调整。
中华民国成立后，尊重历史却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以后的民国法统中，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的前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原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廷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其道理，但却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
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也就很难说。训政之后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孙中山的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
而袁世凯却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设计师和推动者，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里会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更不要说一步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了。
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一个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
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同。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到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他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完成后，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顺手牵羊利用了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伟大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也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支敌对力量。
作者马勇，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 《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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