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居然当面伪造了一条“总理指示”

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9）

作者：章立凡



九、求医问药，遭遇盘查

1968年下半年，罗仪凤告诉我，章伯钧得了癌症，可能是胃癌。我回家向父亲说起这个消息，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阴沉了。父亲打开抽屉，取出一只装着黄褐色的结晶体的小瓶交给我。“这是一点麝香，中医认为有治癌功能，王嬢嬢也用过，效果是不错的。伯老这个病是郁闷所致，你拿去送给他，对癌症是有疗效的。”

父亲这么一说，我想起这年春季在地安门大街路遇的情景。那天走在街上，远远望见一人独立，头戴便帽，一身浅色旧毛料中山服，气度与常人迥异。走近一看是章伯钧，他面色忧郁，若有所思，我叫了一声“章伯伯”，他才从沉思中换过神来。我陪着伯老穿过马路，一路上他问起父亲近况，又寒暄了几句后道别，便径直朝方砖厂胡同（农工民主党机关所在）的方向走了。

我那时的感觉，是他的心境不如父亲好。父亲早已被政协、民建和工商联彻底开除，不属于任何单位或组织，来找麻烦的人反而少；而伯老保留着政协、民盟、农工的三层关系，虽然已是“死老虎”，还得应付无穷无尽的批斗侮辱，身心遭受的折磨比父亲要重得多。

我想起有好友熟识的一位中医，是歧黄世家，祖上曾供奉太医院，对这类病症很有办法。父亲说，你可以向章伯母推荐一下。我带上麝香，到东吉祥胡同章宅去看伯老。他一脸病容，但情绪似乎比上次好些。我悄悄向章伯母李健生询问病情，她对伯老的病很是焦虑。谈起求医之事，她当场写了一份病历，托我给那位大夫看，并约时间出诊。

章伯母的字十分有功力，病历的内容大意是：“章伯钧，男，73岁。曾患有某某、某某等病症。1966年8月曾受打伤，今年某月出现某某症状，初步诊断为癌症。”我请好友约那位大夫见面，但大夫家已被抄过，直接去有所不便，于是约在北新桥附近的一条胡同口。正当我们一起看病历的时候，被一群戴红袖箍的街道 “小脚侦缉队”团团围住。

她们质问道：“你们鬼鬼祟祟地在这里看什么？”还有一个女人指认说：“前些天在北海公园见过你们。”

我马上想起那天上午在北海的情形。我这位好友新交了一位女友（当时称为“拍婆子”），恰好是我的中学同学（姑隐其名），他没有勇气单独见面，要我陪他去，地点在北海琼华岛上的茶座。那天穿了父亲给我的一件米黄色学生服，是毛料西服改制的，在那个人人都是“蓝蚂蚁”的年代，显得很特殊。结果被群众纠察队盯上，将我俩扣留了半天（女孩溜走了）。

纠察队再三盘问，我除答复了自己住址、所在学校及父母名字外，其他一概不理。那时我开始跟父亲学习气功，便坐在藤椅上静坐，直炼到手脚有了酥麻的感觉，初次打通了“小周天”。纠察队查不出任何问题，拖到傍晚才放我们走。回家对父亲说起经过，他说：“你已经‘得气’了，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炼‘童子功’，收效一定很快。”

指认的女人是那天的纠察队员之一，她显然记得我父亲是个“大右派” 。“小脚侦缉队”坚持要我们交出那张纸，我见无法脱身，把心一横，便将病历往她们手里一丢：“我要找大夫看病，这不犯法吧？！”这帮人围着那张纸仔细端详，并指指戳戳地议论着其中的“曾受打伤”那句话，为首的（是个中年男人）开始盘问我：

“章伯钧是你什么人？”

“伯父。”我想既然是“同宗”加“右派头子”，平时又以“老伯”相称，这样回答没什么不妥。

“谁叫你给他找人看病的？”

“是周总理叫看的。”我不知哪里来的胆量，居然当面伪造了一条“总理指示”，反正周有过这类指示，虽然不是针对章伯钧的，谅她们也没本事去找周公对证。

“你们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帮大右派找大夫？……”那人口气有些软了，但还想“教育”我。

“有什么事你们别问我，问总理去。我们走！”她们还想留住那张病历，被我一把夺了过来。大约是被我的气势一时压住，“小脚侦缉队”们悻悻然望着我们扬长而去，没有阻拦。

我向章伯母禀报了求医时的意外。虽然那位大夫仍表示愿意出诊，但她怕我们受连累，便斩钉截铁地宣布此事作罢。一年后听说伯老逝世，心中一直无法自解，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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