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参考文献

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5）

注释：

　　①还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有公安部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内部组织发表过《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略》（《公安史资料》总第十一辑，编印，1989年1月）的文章，并出版过题为《新中国镇反运动》（群众出版社1992年）的小册子。以后各地组织编写的地方志，其中公安志部分，以及凡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国初部分的著作中，亦多有涉及镇反的内容。近年来，也有仲瑞敏、许元发表过《毛泽东连续三次批示山东镇反报告》（《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4期）的文章。与上述全面肯定镇反运动的著述不同，海外一些文章或回忆则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批判态度。如辛灏年的《中共土改与镇反的回顾》（www.epochtimes.com）和牧夫的《关于五十年代初镇反运动的评价》等即是。但以上种种著述，以其过于简单或不尽全面的论说方式，似乎还不能看成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可以称之学术研究的最早的一篇论文，是美国学者的文章，即Julia C.Strauss，Paternalist Terror：The Campaign toSuppress Counterrevelutionaries and Regime Consolid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of China，1950～1953，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and History，Vol.44，no.1，2002.只不过，Julia教授的研究所利用的主要还只是上海一地的档案，故该文对全国范围的运动情况看得并不十分清晰。另外，笔者亦曾在2004年第9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新中国巩固城市政权的最初尝试——以上海镇反运动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一文，也是利用上海开放档案对上海镇反运动进行学术考察的一种努力。
　　②关于新区和老区的说法，此时主要是用来大致区分1949年10月建国前和建国后占领的地区。
　　③《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敌特党团分子处理情况向中央及华北局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0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年，第136～137页；《山东地区今后半年内继续贯彻镇压反革命的实施意见》，山东省档案馆藏A001／01／0069／004.
　　④《彭真致周恩来转毛主席》，1950年5月8日。
　　⑤见列多夫斯基编著，彭卓吾译：《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尼。特。费德林等译著，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1477～1479页。
　　⑥苏联领导人早在1949年初就力劝中共早日夺取中心城市，以建立中央政府，毛泽东对此却极其谨慎，认为共产党缺少干涉，且治理经验不足，工人多数同情国民党，故夺取大城市迟一些为好，以免背上包袱。列多夫斯基前引文，第22～24页。
　　⑦毛泽东再三讲过要防止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造反的危险。为此，他甚至不惜提出了推迟几年再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⑧《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对于要不要动富农问题，毛泽东在6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与刘少奇等人还曾有过明显的意见分歧。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1页。
　　⑨《一年来公安工作已获成效》，《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2日；《天津市人民政府1950年全年工作报告》，《天津日报》1951年2月1日。
　　⑩《河北省委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建设编委会：《建设》第93期，1950年11月15日，第12页；《华北局关于平原省剿匪、肃特工作情况和经验的通报》，1950年10月7日；《华北局关于华北地区反革命活动及镇压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向毛主席、中央的报告》，1950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1954年8月，第551～552，557～560页。
　　（11）《罗瑞卿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19日。
　　（12）《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3）这里所说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是指按照毛泽东的要求，还重视不够，并不是说没有动作。仅以四川川西区的杀人数字来看，“双十”指示前后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在传达“双十”指示之前，该区将近10个月总共处决反革命人犯1349人，传达后不过两个月时间，就处决了2130人。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14／2.
　　（14）毛泽东：《中央关于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1950年11月15日；毛泽东：《中央关于北京市委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1950年11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664，675～676页。
　　（15）《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1950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就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的批复》，1951年1月8日。
　　（16）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的电报》，1950年12月19日；毛泽东：《中宣部转发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清匪反霸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950年12月1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729页。
　　（17）毛泽东：《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叶剑英并告邓子恢、谭政、饶漱石及张鼎丞》，1951年1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51页。
　　（18）转见《刘少奇建国以来文稿》第三册，第56页注释3.
　　（19）毛泽东的批示促使各地，特别是华北各省几乎所有县市一级的书记都分别向他写出了书面的镇反工作报告。见《华北各省县委书记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编印。
　　（20）毛泽东《对上海南京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21）《河南省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1951年1月13日。
　　（22）《上海市委关于镇反的计划》，1951年3月15日。
　　（23）《毛泽东对上海市委镇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给饶漱石的电报》，1951年3月2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第192页。
　　（24）罗瑞卿报告中曾提到：“北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召开过大小群众性会议二万九千多次，到会群众三百三十多万人次。河南临颖县参加过各种控诉会公审大会的群众，等于全县人口的两倍，有些人参加过五次以上的会议。”各地情况颇类似。《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建设》第一二四期，1951年11月3日，第9～12页。
　　（25）东北沈阳、锦州、哈尔滨等9个城市不到一个月就收到各种检举密告信7000多封；涉嫌分子自动投案或检举自赎者，亦在800多人以上。见《把镇压反革命推动成为群众性的经常工作》，《东北日报》社论，1951年5月23日。
　　（26）《毛泽东在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上的批注》，1951年5月9日。
　　（27）《毛泽东转发中央公安部关于镇反的报告》，1951年4月22日。
　　（28）前引《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略》一文总结了五个方面的成功，包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加强了专政的基础；为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社会秩序空前安定，和相当部分反革命分子得到了改造。
　　（29）根据公安部解释，非有“现行”，不能逮捕。而所谓“现行犯”，“是指现在正在进行或正在图谋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罪犯。”《询问与解答》，《建设》第一四一期，1951年7月14日，第13页。
　　（30）据了解，香港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当年从大陆逃去的居民对镇反运动记忆犹新，对大陆心怀恐惧，从而影响到他们及其子女对大陆所持的态度。
　　（31）从反右运动后期各地区各单位分派右派分子人数，到大跃进期间鼓励各地超报粮食和钢铁产量，一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干部仍以虚报浮夸的各种数字来换取升迁资本，这种以数字来考核干部政绩的做法，可谓由来已久。
　　（32）《华东局拟以华东公安部名义发出的执行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具体方案》，1951年5月28日。
　　（33）邓子恢在报告中明确表示尚未弄清楚为何停止捕杀后不及一个月时间杀人数反而猛增了5万人。
　　（34）《毛泽东致小平、漱石、子恢、剑英、仲勋同志并告一波、高岗同志电》，1951年4月20日。
　　（35）《毛泽东对镇反运动中捕人杀人批准权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6日。
　　（36）《毛泽东对华南镇反工作的复示》，1951年5月21日。
　　（37）《中央关于各地捕杀的反革命分子数字向各界公布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28日。
　　（38）《华东局关于杀反革命控制数字问题的请示》，1951年5月29日。
　　（39）《饶漱石关于华东局三四两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5月28日。
　　（40）周震波主编：《江西省公安史辑要（1949～1990）》，南昌，江西省公安厅1993年，第17～31页。引文数字根据该书三期数字相加所得，而该书第31页最后汇总的三期“杀”“关”“管”数字分别为25385、47976和23967，与相加数不合。
　　（41）据《江西省情汇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记述，江西省人口1947年为1272.5万，1953年为1677万。
　　（42）《徐子荣关于镇反以来几项主要数字的统计报告》，1954年1月14日。
　　（43）南京第一二两个阶段所杀人数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零点八八，第三阶段计划杀300人，合起来也不过千分之一多一点。《华东区公安部关于贯彻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计划》，1952年11月24日。
　　（44）从四川川南区法院当年处决反革命月报的情况，即可看出一些端倪来。该法院镇反期间出现两份填报时间完全相同的报表，一份数字小，一份数字大。参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010／61～65，93～9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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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原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