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
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共产党中国塑造“新人”的实验
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渊远流长。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我修养，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改造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强调道德榜样在转变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圣人──是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官绅阶级的榜样。培育德行、成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从思想入手，研读先圣、亚圣的著述和其它儒家经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体现在这些经典中的大道来克服自己内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强迫的方法来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荀子曾把未经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经修整的木料，不但要斧钺，也要用高温来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状。
在近代史上重塑人性又和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在德国和日本从弱国变为强国的历程中，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看到富国强兵需要有民族精神的复兴和民族特性的改造，因此“人”的问题应该和“国”或“族”的问题相提并论。黑格尔和康德关于理想人格和健康民族之间的联系，尼采的“超人”，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喻吉改造日本民族性的思想，都启发过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以前，梁启超的“新民”和陈独秀的“新青年”不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尽管不同的人对“新”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改造人性克服自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此外“新妇女”也成了这一时期“新人”话语的一部分。毛泽东本人早在1917年就认为精神改造是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并把德国的强盛归功于黑格尔和康德──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的哲学熏陶。毛在这一时期提出一个“宇宙真理”的模糊概念，并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和庸众，前两者赋有教化和改造后者的责任。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就是从思想到行动的一个例子。毛的这种由精英启蒙和改造大众，把他们转变为“新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在乡间步行了解社会，餐风露宿，洗冷水澡等等以培养意志和体魄，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以承担历史使命自居的“新人”如出一辄。李大钊还曾号召中国青年向俄国民粹知识分子学习，“到民众中去”成了“五四”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除了《新青年》和“新民学会”，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和“新人社”等等全国或地方性组织，这些名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培养新人类的愿望。
但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成为政党领袖，“新人”的概念由内涵宽泛的用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民族性，转变为用党文化改造人性、建立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组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服务。完成这一转变的是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风”。共产党革命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改造，但延安时期是中共第一次在相对安定和封闭的条件下，全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和一般意义上入党就需要接受党的教条、服从党的纪律和对党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是不一样的。
就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控制来说，中共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达到了其它共产党从未达到过的严密程度，这一传统至今仍是中共维持统治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都相信环境决定论并由此发展出思想改造这一中共特色的塑造“新人”的手段，由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组成。这种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关于思想改造，胡平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已经作了充分彻底的分析，而“延安整风”作为思想改造的范型，已由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了透彻的解剖，笔者不作赘述。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但随着毛泽东和苏联模式的决裂以及中国在苏联“变修”中吸取的教训，中国式的“新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开始成型。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舞台和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32111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大庆油田在60年代初开发，意图是中国实现能源自给、摆脱对苏联石油的依赖。按照官方的宣传，王进喜的模范作用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破除对“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和“外国教科书”的迷信，战胜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和技术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他的个人牺牲精神（例如在井喷事故时跳入水泥搅拌池用身体代替水泥搅拌机）则是“新人”品质在新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的发展，他的“铁人”称号由此而来。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的模范。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但陈永贵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建造梯田水库和灌溉渠道，不但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彻底改造了农民的思想，把农民从个体小农变成人民公社社员，从而解决了被马克思看成是落后和反动的阶级、被列宁认为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被毛泽东称为是“严重的问题”的小农阶级问题。
然而，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是军队。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高华指出的，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 DUC THAO 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
四、“把他们都变成切那样的人”──古巴塑造“新人”的实践
与中国一样，“新人”的概念在古巴可以追述到民族主义历史中。
古巴民族主义领袖何塞·马蒂一方面肯定，古巴民族有和其它民族一样的建立自己独立国家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批判了在消极意义上的古巴的民族性，主要是缺乏对本民族的自信（表现在强烈的民族自卑感），由此导致对政治的冷漠、集体意识的缺乏、古巴人之间的彼此不尊重、以及对体力劳动的蔑视、懒惰、酗酒和无所事事等等。马蒂认为，这些都是由于殖民地统治所造成的。他认为和民族独立相并列的是重建古巴人的民族性。他指出：“古巴难道只配是一个下等酒馆、一个向闲汉提供啤酒的地方？或者它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勤劳的拉丁美洲民族？这正是古巴的任务。[5]”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尊严”（DIGNIDAD），另一个是“新古巴”（CUBANIDAD ，意为理想中的古巴民族性）。因此，马蒂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培养和建立个人的美德是民族独立的前提，民族独立必须以对古巴人的教育相伴随。美国研究马蒂的学者科克指出，马蒂的思想“非常强调道德意识并最终指向‘新人’的形成”[6].
但在另一方面，马蒂所渴望的“新古巴人”和卡斯特罗以及切·格瓦拉的“新人”又有本质区别。马蒂虽然受到一定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但他本质上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主张对群众进行教育，但反对国家对个人实行强制的改造，并视人性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在改造人性中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消除掉，不应该处处和它对着干，而应该在承认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的前提下展开工作”。他还说：“人从不中断对自己需求的考虑并试图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为后者服务又不想损害前者，甚至在非常禁欲主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是非常自然和符合人性的。”[7]因此，另一位研究马蒂的美国学者认为，“新人”和个人自由应该同被视为马蒂重建古巴民族性的基础[8].
和中共领导人一样，古巴革命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等都是唯物主义一元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信徒，在他们看来，人性中不符合他们要求的都是由旧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因此是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被消除的。卡斯特罗说：“从资本主义下过来的人充满了自私”，“彼此象狼一样。”[9]他甚至认为人的进化在资本主义下停止了，而他的革命将重新启动人类的进化过程。格瓦拉说，“我们都是那个环境的产物”，群众并不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把马蒂说成是他们革命的先驱，但马蒂的人性整体论的看法被他们排除在社会工程之外。格瓦拉对人性的理解更是机械的和甚至是非人性的。他说：“我相信最简单的办法是承认它（指人性）的未完成性。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产品。[10]”他还说，革命者是“幸福的齿轮”。在他的代表作“古巴的人和社会主义”一文中，他说古巴革命要创造的是“21世纪的人”。
一位古巴革命的研究者认为，对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来说，被称为“乌托邦”的并不是改造人的可能性，而是那种认为人性是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想法。古巴领导人关于改造人性的想法对一般干部有深刻影响。一位古巴教师这样告诉外国访客：“我们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人性的恶是不可避免的观点。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把人性中的善在青年中培养起来，那将是全新的人。这样的人或许能自发地成长，如同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样。但为什么等待呢？我想我们必须创造这样的人。[11]”在古巴，一个常见的口号就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新人的新社会”。
除了环境决定论以外，古巴领导人对人性的看法也和古巴特殊的革命经历有关。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等人是从82个游击队员起家闹革命的，短短3年后就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和毛泽东极其类似的强烈的唯意志论观点：只要有了具有坚定意志的人，就能创造出人间奇迹。他们对一般意义上共产党话语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解释正好相反：主观因素能创造客观条件。因此在古巴革命以后，塑造人性不但是改造人的需要，也是在经济和社会落后的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出连苏联也望尘莫及的革命奇迹的唯一保证。与卡斯特罗关系密切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卡斯特罗“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意识和道德动机而非物质动机的形成，它们能改变世界、推动历史[12]”。
象中国一样，古巴在革命初期也以苏联为模式，移植了苏联的各种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政治化（党、少先队、共青团、妇联、工会等），培养革命所需要的人。但随着古巴领导人日益意识到和苏联在物质基础和社会文明程度上巨大的差别，他们越来越感到古巴必须走和苏联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共产主义。苏联60年代的经济改革同样使得古巴面临和中国一样的问题：是仿照苏联的模式，使用物质刺激，还是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并相信它能创造出物质奇迹？这个难题反映在1961年到1965年发生的有关道德动力还是物质动力的大争论上。争论的背景是古巴自1960年开始的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造成的生产下降和严重的经济困难（古巴自1961年起很多生活必需品如肉奶蛋米面等等实行票证制）。争论的一方是古巴农业和外贸的负责人，他们主张一定程度上采用物质刺激、放松国家控制，让基层经济管理部门有一定的自主权；另一方是工业和国家银行负责人切·格瓦拉，他坚持原来的（在古巴刚刚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策，并把苏联的经济改革看成是对“新人”社会工程的腐蚀和瓦解。他曾经说，苏联是个“猪圈”，苏联工人和美国工人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他对毛泽东的中国模式非常赞赏，认为中国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他所主管的部门里，他坚持使用精神鼓励，即使在迫不得己给予物质奖励的时候也尽量不使用货币形式，并避免在公共场合颁发物质奖品。在他的号召下，古巴掀起了义务劳动和劳动竞赛，企图用这种方法解决劳动生产力低下的问题。他说，劳动竞赛应该成为工人工余时间考虑的问题。他还希望把战争年代的紧张气氛和牺牲精神在和平年代保持下去，以避免安定有序的生活放松“新人”成长的节奏。
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这场争论在1965年被卡斯特罗中止，但切·格瓦拉的主张在60年代后半期成了主流。他所倡导的义务劳动被制度化，古巴全国有名目众多的义务劳动日和义务劳动周，时间最长的是“吉隆滩双周”（工人和干部连续两周每天下班后参加2到3个小时的志愿劳动），以纪念粉碎“猪湾入侵”（古巴叫“吉隆滩大捷”）。格瓦拉注意到，在“猪湾事件”期间，由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平时的消极怠工和迟到早退都消失了，这就是这个长达两周的志愿义务劳动的来历。
象中国一样，古巴的“新人”工程也由典范来引导，“青年岛”就是最突出的一个。这个岛原名松树岛，革命前是监狱，1965年在一次风灾后的善后工作中被整体移交给古巴共青团，从全国抽调了5万名团员，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古巴的共产主义飞地。这个岛上的生活设施全部免费，收入按家庭成员的人头而不是贡献，基本不用货币，生产完全按照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在经济上这个岛的目标是建立柑桔和奶牛业，数年内赶超当时世界上柑桔和奶牛业最先进的以色列和荷兰，为古巴换取外汇并解决肉奶制品的供应（这个目标从来没有实现，直到今天古巴人的这些基本生活品供应仍然是票证制）。根据古巴官方的宣传，这个岛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奇高，“上班时从不看表”。象中国的大庆和大寨一样，古巴全国都派取经团来这个岛受教育，少年儿童和大学生常常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这个岛还是向世界展示新古巴的橱窗，卡斯特罗常常把他的外国客人带到岛上，告诉他们哈瓦那是“旧古巴”，而这个岛才是“新古巴”。
和青年岛类似的集体典范还有很多，例如有一个叫马亚里的矿区，由8千妇女组成，她们全都是志愿工作者，矿区的生产、生活和分配原则和青年岛一样。除了这些社区性的典范，古巴有很多流动性的，例如一个叫“钢铁青年”的“纵队”，由800大学生和300教授（古巴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毛泽东在中国实行的教育改革类似，大大简化了课程设置和修学年限，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很多教授都只有20岁出头）组成，担负修筑公路和开辟荒地等等最艰巨的任务。工余这些学生和教授常常席地而坐，打开书本继续学习。
在个人典范方面，古巴的新人除了游击队英雄，更多的是忘我的劳动模范。例如在切·格瓦拉的工业部有一个叫阿乃特的模范，创造了连续6个月每天工作9小时、一天都不休息也不领取加班费的记录。他的这个记录被换算成1，607小时，让其它工人去赶超。这种“小时意识”成了古巴“新人”工程的一个特色。例如，1967年2月卡斯特罗前往古巴钢铁厂表彰劳模。他举的事例包括那些“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有4次连续工作24小时”的工人，还有累积了100到200小时的超时工作而不领取报酬的人。最突出的新人典范是格瓦拉，他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国家给他两份工资，但他只领取工业部长的一份（远远低于银行行长的工资）。他从不滥用特权，严禁家属使用自己的公车，甚至小孩生病时也是如此。只要没有公务，周末他都参加义务劳动。为了世界革命，他最终辞去了古巴领导人的职位，去非洲和拉美展开游击战直到牺牲。格瓦拉的革命清教主义既有一些真诚的追随者，也给那些无心用新人标准衡量自己的下属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参加那些义务劳动，尤其是切·格瓦拉在场的时候。“当心，切来了”，成了他们私下的警告。有一次切·格瓦拉的一个下属看到他去出席会议时忘了带手表，就把自己有金表链的手表解下借给了他。当切·格瓦拉把表还给他的时候，金表链不见了，换上了一根皮表带和一张收据：“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把他奉为古巴新人至高无上的典范，“让他们都成为切那样的人”成了对古巴年青一代的要求。
和毛泽东一样，卡斯特罗也把官僚机构和旧社会留下的影响看成是培养新人的主要障碍，只不过在古巴党内没有和刘少奇、邓小平同样级别的“走资派”。自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一直把古巴在劳动生产力上的落后归因于“官僚机构”的作祟，而把古巴工人和一般干部劳动积极性的低落归因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残存的影响。为此在1968年到1970年，卡斯特罗发起了“革命攻势”，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培养“新人”的最激进措施。
“革命攻势”的经济目标是到1970年实现1千万吨糖产量（通常年产量是6百万吨左右），但更重要的是，围绕这个目标对古巴社会进行革命以来最彻底的清理和重建，为“新人”的产生创造最理想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攻势”可以看成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1968年3月，他宣布党内揪出一个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小集团，以一个亲苏的中央委员为首（此人叫爱斯卡兰特，古巴革命前就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但奉行议会道路，拒绝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的革命胜利后他改变态度，帮助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共产党国家发展关系，后来卡斯特罗的“7.26”运动和古巴共产党联合组成新的古共，他被“结合”进中央委员会，但一直对卡斯特罗的激进路线不满）。以粉碎这个“走资派”集团为开端，“革命攻势”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接下来，为了清扫妨碍“新人”成长的社会环境，卡斯特罗亲自发起了扫除街头小贩的斗争，一昼夜之间古巴全国的摊贩被废除和没收，小业主们被集中送进劳动营。为了迎接将要到来的甘蔗收获季节，古巴全国城乡实行军事化：全国各地各单位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军队派遣自己的干部和各级党政领导人组成前线指挥部（设在甘蔗田或建筑工地上）和后勤部（设在原来的办公地点），劳动纪律全部按军法从事；一切和甘蔗生产无关的业务全部停止，学校关门，学生组织起来给“前线”送粮食和饮水；妇女在“后方”接管男劳动力留下的工作，或在街头巡逻，一旦发现游手好闲者立刻送进劳动营；在收获季节里，各地每天用战斗警报作为上工号令，很多地方为了创造出真实的战争气氛，常常故意短时期切断电源，让工人在非常状态下工作。这样的模式可以说完全实现了格瓦拉的心愿。
然而，“革命攻势”仍然以失败告终。1970年初夏，卡斯特罗坦陈，甘蔗的产量没有达到目标，“革命攻势”失败了。从那以后，古巴当局在政治和社会政策上逐步放弃了激进过渡的措施，苏联的一套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被采用。虽然“新人”的口号从未被放弃，但象60年代中后期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没再出现。
注释：
[5]Cited in John M.Kirk ，Jose Marti ：Mentor of the Cuban Nation}（Tempa：1983），p.87.
[6]Ibid，p.86.
[7]Carlos Ripoll ，Jose Marti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rxist Interpretationof Cuban History}（New Brunswick ：1984），p.40.
[8]Ibid.，p.47.
[9]Fidel Castro，"To Create Wealth with Social Conscience ，"in Bertram Silverman，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The Great Debate}（New York：1971），p.340.
[10]Che Guevara，"Man and Socialism in Cuba ，"in Silverman，ed ，。Manand Socialism in Cuba}，p.338.
[11]Elizabeth Suthernland，The Youngest Revolution}（New York：1981），p.190.
[12]Fidel Castro ，My Early Years}（New York：1998），prefactory page.
作者:程映虹，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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