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宜中、钱理群
钱理群先生（资料图）钱理群先生，1939年出生於重庆，父亲为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1949年父亲隨蒋介石迁台，钱理群与母亲留在南京，从此一家未能团圆。1956年考上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亲歷反右运动。后来转入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安顺的中等专业学校教书，一待18年。文革期间响应毛主席號 召，造反到底，从未当过一天逍遥派。1971年林彪事件后，开始反省文革；自许“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为社会主义寻找民主出路。1978年考上北大研 究生，返回北京，决定以学术作为志业，致力於鲁迅和周作人研究。北大任教期间，写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丰富的痛苦：堂吉訶 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话说周氏兄弟》等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再次走入民间，关注农村 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青年志愿者行动，同时从事民间思想史研究。2007年於香港出版的鉅著《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刻划出反右运动中“右 派兄弟姐妹”鲜为人知的精神面貌。同年出版的《我的精神自传》，呈现出一位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坚持、挣扎和自我反省。2009年將应邀到台湾讲学， 讲授鲁迅思想的当代意义。
此一访谈於2008年6月25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旻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后，由钱理群先生修订、確认。
二、从改革开放到……
陈：您最近有几篇文章，写西单民主墙和北大的竞选运动。那时候您刚回到北京，关注那些发展吗？
钱：当然。文革后，1976到1980年，大概有这4年的时间，中国处在动盪时期。要改革，这是確定的；但怎么改，从上到下都还没有明確的方向。刚刚说到，1977年高考以后，民间思想者彼此分离了，一部分进入了体制。还在体制外的人呢，就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形成一股体制外的民间变革力量。进入体制的另一批人，后来发起了北大竞选运动。
魏京生他们是体制外的，是西单民主墙的。像胡平、王军涛这一波人，是大学生，他们是1980年以北大为中心的竞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实，这两批人原来都是文革后期培养出来的民间思想者，虽然社会位置不一样，但政治方向是一致的。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社会民主运动”。它和党內自上而下的改革派，最初是联盟的。它当时提出的主要诉求是：中国的改革不能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必须也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也就是说，民间的普通老百姓，应该成为改革的重要力量。民间不是附庸来参与，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参与一场全面的改革。
陈：您参与了这个运动吗？
钱：我1978年考上研究生。那个时候，我面临“作战士，还是作学者？”的选择。我的判断是，我这人不適合搞政治，不適合实际的政治参与，而更適合作学者。当然，我自己很痛苦。我后来写《丰富的痛苦：堂吉訶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就是为了反省我身上的堂吉訶德气或哈姆雷特气。当时呢，在安顺那个思想者群体当中，大家都是我的学生啊，他们也分两派，一派主张立即参与，一派主张还要看一看。
陈：像这样的“民间思想村落”，除了安顺之外还有吗？
钱：全国各地都有。刚才提到的西单民主墙、民主刊物，和北大竞选运动，都算是全国性的。改革开放为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者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新的时机。要参与是没有问题的，爭议、分歧在於参与的时机与方式。其实在文革后期就有两个思潮。一个思潮主张走政治改革路线，爭取民主、自由，从这角度来改变中国、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个思潮主张从改变农村，从改变基层生活开始做起，而且认为要改革就必须进入体制。
陈：您的分类似乎愈来愈复杂了。既有政改派，也有农改派。政改派有主张街头政治、全民参与的，也有搞体制內选举的。
钱：实际上，北大竞选运动也是两派，一派主张经济改革，另一派走政治改革路数。我在给安顺朋友的通信中谈到我对改革的看法，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在当时中国的歷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支持；但是我们迟早要和他分手，因为他所代表的是党官僚的利益，他的目的是要回到文革前的一党专政的体制。而且邓小平的改革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当时有一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我怀疑未来的中国统治者就是乔厂长那样的西方式的“企业家”，而我所受的教育注定了我对资本主义始终怀有警惕。
陈：这样听来，您当时並不看好体制內改革的前景，也不太相信“民间社会民主运动”真会成功。而且，您当时大概还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派。
钱：对。
陈：在资本主义復辟的问题上，当时魏京生和胡平怎么看？他们讲的民主，也是反资的社会主义民主吗？
钱：可能我比他们要更保守一点，就是更受毛的影响。当时我还是个毛主义者，毛主义的思路还没有改变。我还在想继续革命，就是文革没解决的课题我们还要继续解决。不过，我既没有选择民间团体，也没有选择体制內改革那条路，而是选择当学者。但是我的学术研究，跟过去的个人经歷还是有关係的，譬如我的第一本书《心灵的探寻》，其实还有文革的痕跡。虽然我回到北京以后，逐渐走出了毛泽东的影响，但是那本著作仍然肯定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
陈：能不能谈谈您后来的思想转折？
钱：《心灵的探寻》还是强调了革命实践的意义与影响，以及行动的力量。从现在看的话，那本书有很强的过渡时期色彩。接下来，我进入了周作人研究，然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周作人对我来说，原来只是因为鲁迅研究深入不下去，非得换个角度不可，所以才去作。之后呢，对我就產生了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周作人又唤起了我早年在家庭影响下，所接受的那套民主自由思想。另一个影响是，周作人研究使我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
应该说，在1980年代，我主要的目標是成为学者。自由主义色彩的强化，跟1980年代思想启蒙的氛围是有关係的。
陈：您怎么看六四？六四对您的影响大吗？
钱：六四对我及我们这一代，以及我的老师和我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有极大影响，是个关键，是个转捩点。像我们这些最初追求社会民主、平等的人，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人，不得不去追问：革命怎么总是会走到反面？革命本身有什么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问题？这个革命的悲剧是怎么產生的？另一面是，革命出了问题，难道就这么终结了，应该“告別”了，应该进入“保守主义时代”了吗？(这正是六四之后的“时髦思潮”。)
我跟別人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我的所有批判都同时指向我自己。我不认为革命是外在於我的，因此，所有对革命的批判都跟我有关係，革命的命运也和我有关。在这样的思路下，我写了《丰富的痛苦》，还有《1948：天地玄黄》。那本《1948：天地玄黄》属於六四之后的一个思考，它想要討论的是：1948年，也就是解放前夕，为什么大多数知识分子决定留下来？它的原因何在？又蕴含著什么问题，以至於导致后来走到反面的后果？
六四之后，我有很强的“倖存者”意识。我们贵州安顺这批人去参加歷史运动最前线的第一个学生，因为西单民主运动、社会民主运动被镇压而被逐出了歷史舞台；我的第二个学生去参加赵紫阳的改革运动，六四之后隨著赵紫阳的倒台，他也跟著倒了。於是我想，他们倒了，我存活下来了，就必须站出来。我原来是想进入学院体制，但六四之后，我觉得学院不会是个出路。如果再继续爭取学术界承认的话，我就危险了，再下去我可能要变了，可能就不是原来的钱理群了。所以，我就决定，要破门而出。其实在六四之后，我写《丰富的痛苦》，我写《大小舞台之间》，写《1948：天地玄黄》，都越来越接近最后对现实的参与。
陈：写完《1948：天地玄黄》之后，您决定更积极介入现实？
钱：96年10月份吧，我做了一场公开演讲，那是个转折点。那场演讲叫做“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我记得当时有位朋友对我说，北大已经“失精神”，你作为北大人再不站出来说话，我们就要说话了。这大概是一种“激將法”吧。我也觉得，要打破六四之后的沈闷，就必须从北大开始做起。因此，我这篇演讲的中心，是提出要藉1998年北大百周年之机，重提继承北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1997年，我在北大开周氏兄弟的课，后来变成《话说周氏兄弟》。这次我讲鲁迅和周作人，跟以前作周氏兄弟研究不一样，著眼点在分析周作人跟鲁迅的思想在1990年代中国的现实意义。我努力想把我的研究，转换为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结果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到1998年北大百周年校庆前后，就形成了一个以“重新认识(蔡元培)老校长”为中心的“寻求北大的真声音”的热潮，六四之后北大校园的沉寂终於被打破了。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陈宜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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