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在法庭上陳述。周恩來是處理“九一三”山海關機場問題的總指揮，到底應該如何認識他採取的處置措施呢？
在公檢預審時，在特別法庭上，為了維護周總理的領導威信，我沒有一句涉及到總理的指揮措施，我咬緊牙關保持了沉默。現在，我想把自己的看法公之於眾：
第一、周總理有沒有處置緊急情況的經驗和能力？我的回答是：周總理可以算是中國共產黨高層內，處理緊急情況的第一高人！
第二、周總理事先是否知道內情？眾所周知，林立衡在飛機起飛前幾個小時就向中央做了報告，總理是完全知道內情的。
1998年，我看了《汪東興回憶錄》，他這樣記述：“晚上9點20分左右，張宏、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我的辦公室，說：‘情況很緊急，林彪要走動，怎麼辦？’我馬上打電話找周總理。”又說：“他（指總理）打電話給我，要我不離開電話機，隨時掌握北戴河那邊的情況。”
2007年，我看了《吳法憲回憶錄》，他是這樣記述的：（1）“9月13日零時左右”，吳到達西郊機場。這與總理當晚給我的電話指示第四條是一致的。（2）書中說：“我要秘書張叔良打電話到山海關機場，找到三叉戟駕駛員——空34師副政委潘景寅。我在電話裏命令潘景寅：‘要絕對忠於毛主席，飛機絕對不能起飛，不管什麼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飛’。當時在電話裏，潘景寅滿口答應”。（3）書中又說：“但是，當我打電話把潘景寅的表態報告周恩來時，他卻告訴我說，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這大約是9月13日凌晨1點鐘”。
汪東興、吳法憲在回憶錄中的這幾段話，我認為起碼表述了這樣二層意思：一是周總理不僅在給我打電話前一個半小時，就掌握了北戴河的情況，而且讓汪東興“不離開電話機”的隨時掌握北戴河情況；二是周恩來在當天晚上，通過吳法憲控制專機駕駛員。
第三、所謂“四條電話指示”是阻止飛機起飛的最佳措施嗎？這個指示是很模糊、很難執行的，甚至是根本無法執行的。
“四人聯合指示”到底應如何執行呢？發生緊急情況後，究竟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周總理，由總理分別徵求黃、吳、李意見呢？還是由山海關機場負責人先報告我，由我再報告總理，並分別請示黃、吳的意見？這怎麼能夠稱為阻止飛機起飛，不“拖延時間”，不“使林彪得以趁機外逃”的最佳辦法呢？這完全不是總理處理緊急重要問題的作風和風格，是一種推諉和搪塞的託詞！
第四、周總理為什麼不直接打電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力勸林、葉不要夜航呢？當得知林立衡的報告後，為什麼不採取攔截的措施呢？
據汪東興回憶錄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汪東興在另一篇文章《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變陰謀的日子裏》再一次說：“晚上11點半鐘，周總理親自打電話給葉群。”吳法憲回憶錄中也透露，12日夜，周總理與葉群通了電話，葉說林彪要到大連“轉一轉”，“要吳胖子調飛機來”。葉又給吳打電話，要調飛機，吳說：“調動飛機的事情，我不能決定，要請示總理”。（《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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