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Photo By Jonas）
【袁偉時小檔案】
袁偉時，1931年12月生，廣東興寧人。中山大學教授。已結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2011年10月3日，《新史記》高伐林先生提出以下8個問題，要筆者回答。這些都是當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不敢拂逆高兄盛意，不揣淺陋，略獻芻蕘；不當和不及細論之處，敬請高兄和讀者指正和原諒！
辛亥革命是什麽性質的革命？
新史記：站在今天21世紀的高度，如何給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定性最能體現其本質？對眼下“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論”、“在特殊有利條件下偶然成功的排滿民族主義革命論”這種種說法，您的看法如何？
袁偉時：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研究，需要紮紮實實搜集材料，認真分析；在概念上繞圈子，沒有多大意思。
辛亥革命有兩個定性簡單明瞭，是多數史家的共識：
就歷史任務而言，辛亥革命是“未完成的自由民主革命”。
就思想動力來說，它是“排滿民族主義革命”。
胡漢民說得好：“同盟會未嘗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註1）
當年各省“獨立”，打出的旗號大都是“大漢軍政府”，“光復”之類，足以證明此言非虛。而最好的註腳則是孫文自己的言行。1912年1月12日，清室退位，15日孫文居然率文武百官爬上紫金山去拜祭明太祖朱元璋，宣讀祭文，說辛亥革命大功告成的原因：“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註2）
以朱元璋驅除蒙古人、光復漢族皇室事業的繼承人自居，滑稽有趣之餘，充分袒露了這群人的內心世界。
1912年3月31日，孫文幹了三個月臨時大總統，要下台了。他在南京同盟會員餞別會上發表演說稱：
“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註3）
於是，他把修鐵路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和實現民生主義的中心環節。
這些言行強有力地證明，孫文革命活動的最根本的動力，是光復漢族河山，把他說的“外國人”即“韃虜”趕出關外。不但民眾接受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連孫文這樣的革命主要領袖也未能免俗。這些言行同時證明他對民權的理解是十分膚淺的。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
“軟弱”表現在哪裏？
胡漢民說：“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而亦為當日失敗之重要原因也。”（註4）
保障自己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人性的本然。武力反抗暴政是迫不得已的最後手段；南北議和是人心所向。孫文及其支持者在協議基本達成後，仍然冀圖不惜代價借外債發動“北伐”戰爭，受到各界同胞抵制，是對錯誤決策的正常反應。由於革命派信譽度不足，借不到外債，無法支撐他們延續戰爭，迫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和議。要是說被迫接受和議是“軟弱”的話，那是政治家的過錯，與“資產階級”有什麼關係？何況這些政治家也是無可奈何才接受和議的。
作為參與這一歷史事件的政治家，胡漢民責怪“民眾心理”導致辛亥革命失敗，無非證明自己缺少反思精神。
而就理應客觀地觀察歷史現象的學者而言，南北議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本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反過來據此貶斥革命派軟弱，鼓勵不顧實際情況和後果去走極端，也是不足取的。
史家中有些人持這一說法，則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這一論調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
當時工農的主要組織形式是幫會或綠林好漢。辛亥革命，有數以百萬計的“民軍”捲入大潮，他們就是被革命黨人引入城市的工農。1911年9月7日開始圍攻成都和其他城市的“保路同志軍”，不就是袍哥領導下的工農大眾嗎？其他各省的“民軍”情況大同小異。不過，這些民軍為推倒舊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同時，也以破壞治安、禍害百姓著稱於時。
其實，橫看當時中國各階層，最強大的是資產階級。豎觀百年中國史，辛亥前後亦是資產者影響最為強大、獨立性表現無遺的年代。
武昌起義，衝鋒在前的是新軍，而穩定社會，支持革命戰爭的是商會和資產階級。
“武昌首義期間，商會、商團資助民軍經費達100多萬元。……部隊膳食支出，由商會墊借五萬金，分配作臨時食費。漢口商務總會籌巨款供招新軍一鎮之薪餉，還推舉商董四員專業軍需，接濟糧台。”“當時民軍主力集中用於戰事方面，商團則維持社會治安，日夜操練，荷槍實彈，晝夜梭巡”。（註5）
軍政府組成後，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負責民政工作，大批商人參加工作。
沒有商會和商人的支持、幫助，武昌起義後武漢三鎮的局面不可能那麼快穩定下來，革命戰爭也很難堅持下去。
各地的商會都是商人自主、自治的組織，有的實際上是當地的自治政府。例如，1905年成立的城廂內外總工程局（1909年6月18日改稱上海城廂內外自治公所）就是一個地方自治政府，而且參與了上海起義的全過程。其他宣佈獨立的各省商會也普遍參與了“光復”大業。軍閥混戰之際，軍隊流竄各地，保護地方，維護治安，免遭蹂躪的重責，通常也是由商會及其自治武裝——商團承擔的。
當時斷送建設現代民主自由國家偉業的是那些眼光短淺的政治家。他們玩弄政客伎倆，爭權奪利，把從實際情況出發，鞏固和完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大業置諸腦後。資產階級不應該成為他們的替罪羊。（《新史記》第5期）
注釋：
1，《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版。
2，《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95頁，中華書局1982年北京版。
3，同上第319頁。
4，《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1981年第2期第60頁。
5，皮明庥主編：《武昌起義史》第162—163、16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北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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