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12）
作者：章立凡
十二、自述平生，无信不立
我在1969年成为“反革命”阶下囚之后，曾写信请已同父亲分手多年的母亲去照顾他的生活。为应付信件检查，信中套用了陈铭德曾对我说过的话——“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
父亲看到这封信后，在1971年8月25日，也就是“红八月”之难五周年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5600字的长信，从自己的生平历史一直谈到修养、学习、保健。他在信中说：
我刚满十五岁就从浙江丽水千里迢迢地只身奔赴南京投入北伐军当兵。我曾经两次为着国家的利益自动地毁了自己的家业。我在过了三十年的城市生活之后主动地走向抗日的游击山区。我是资产阶级培养起来的一个高级人员，但就在我发展得很顺利的时候，我背弃了资产阶级，走向党领导之下的革命队伍，我是最先号召民族资产阶级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一个人。
这样，事情很明白，你要同我划清界线，只能意味着你目前还没有条件走我的道路。……
我的健康情况之好是二十多年来所未有过的。特别值得我高兴的是，这完全不是养尊处优的结果，而是刻苦锻炼的收获。已经有五年不订牛奶了，有近四年不去医院了。我的体会是，人有了充沛的革命乐观主义。在早晨的阳光、空气之下进行足够强烈的运动，风雨暑雪不停，就可以消化尽管是粗糙的食物，同时防治一般的疾病。人决不可以娇惯自己，更不可以娇惯下一代。……
老实是我一生的特点。我记得曾经告诉你，当我还是一个淳朴的山乡孩子的时候，读到当时小学教科书国文，内中写了宋朝的司马光和美国的华盛顿终身不妄语的故事，给了我永不能忘的印象。以后，我长期在银行工作。在银行工作要讲究言而有信——讲信用。这就使我得以保持老实的性格。我曾经因此吃了多次的亏，但我始终不悔，因为觉得所失小而所得大。能心安理得地过活就是很大的所得。
……当年银行的一句行话，是“以信用为商品”。这句话的实质，就是“靠信用进行剥削”。但当时一般人也是不自觉的。我是在懂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恍然这就是剥削。由此保持了我的老实，这又是坏事当中有好事。当然象我这样的人也只是极少数。
以上就是我运用“一分为二”的法则的尝试。我相信这是有说服力的。这远比那些把旧社会上层描写成“黑漆一团、野兽一群”的言论有用。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一个民族的伟大，一个民族的革命性，都是有悠久的传统的，绝不可能一个早上从天上掉下来的。……
关于我的政治问题，你用不着枉费心思。我相信事实——这是唯物论者起码的条件，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方针。抄家也有好的一面，它彻底证明了，我的为国毁家是认真的，我对祖国、对党、对社会主义是忠诚的。四年来，我坦率、诚实地对待了二百多批的外调人员，除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效了微劳之外，还使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大公无私的人。
写了四千多字了，不再写了。这一则可以说明我的心身健康情况之好，二则也表明我对你的热情。不但对你，对别人也是如此；不但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当部长的时候，群众来信提出重要问题，也是亲笔答复，而且也往往是下笔千言的。但你应该知道，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这样对待你，并不是容易的。希望你好好地读，不要再辜负我的一片好意。特别欢迎你能提出不同的意见，能驳倒我。这就证明你真正重视我的信了，我当然高兴。欢迎别人批评我的言论，也是一向如此的。
父亲在后面又谈了如何运用气功，治疗我当时所患的胸膜炎。全信结束之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八百多字，回顾1949年以后在民主建国会内的论争和自我反省：“我有一种习惯，把批评别人、告诫别人的话来检查自己。检查结果我发现，已经有不少超过必要的限度，从而滋长了个人主义的情况了！”他谈及自己当年遭到围攻时，“为着应战，我就在经典著作中找‘武器’，这样，在每次论战中，我总是胜利的。周总理说‘他们说不过你’，确是如此。现在想来，好辩过分不能不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它导致一个人脱离群众。……即使是自己的论点完全有理，当群众的觉悟水平还不够理解的时候，也应该先主动撤回，耐心等待群众觉悟的提高。”
我至今把这封信当成父亲的遗训。
重读这封长信，回想起某年冬天的一幕：那天我本来准备回学校，但外面风雪交加，就打算作罢。父亲激励我说：“做人就要有一股冲风冒雪的劲头！”坚决把我打发出门。多少年来，在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父亲“冲风冒雪”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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