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教授纪庸之死

1965年1月8日中午，作家、教授纪庸（1909-1965）在苏州上方山果园农场的简陋宿舍里平静地整理完个人的物品，坐下用圆珠笔给在苏州城里的妻、女写下了一纸绝命书，写完正好是一时正。下午两点，有人在上方山脚下的石湖中发现一具尸体，下午三点，尸体被捞上岸来，人们从口袋里找到一些果园农场的饭菜票，证实是农场的人出事了，随后，被确定出事者是农场职工纪庸。几天后，农场方面下了结论：畏罪自杀。

纪庸在1942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从容就死》，文中谈了很多对自杀的看法，这本是“昔日戏言身后事”式的文史性随笔，哪想到二十多年后，一一都到眼前。他来到农场附近的石湖，石湖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湖边有石湖书院和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祠堂，他选择了屈原式的投湖，从容地赴死去了。绝命书写得平静从容，笔迹一如往昔的工整。书中他说：活过了五十岁，也可以说是长寿了，近十几年来动辄得咎，言则触忤，已了无生趣可言，他细细叮嘱自己的妻子，在得知他的死讯后，尽快离开苏州这个伤心之地，到北方依靠儿子。

青年时代

有关纪庸的生平，主要来自于他自己当年所填的各种表格和自传，这些表格与自传如今已成为档案的组成部分，乏人问津。每份材料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五十年代初，这些材料主要反映的是他在1948年以后的人生历程，到了五七年反右，材料中开始出现他在40-46年之间的经历，看得出，这段历史是他想忘记，或者说他不想过多公开的，如今却不得不公开出来了。而自传则对自己思想作了的全面检讨，充满了真诚的思考和痛苦的深挖，同时不断掀开自己“从逆”的历史，带着痛苦和无奈。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中的他越来越坦白、也越来越痛苦，他已经差不多无遮无掩地暴露在纸上了。我们能感觉到：无形的绳索正在收紧，他一次次回忆那不堪回忆的过去，一次次地暴露那早已赤裸裸的心灵。

纪庸，又名国宣，字伯庸，笔名果庵，祖籍河间献县崔庄，1909年出生于河北蓟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纪家在当地是个大族，是清初大学问家纪晓岚的后裔。他在《谈纪文达公》一文中说自己一直想刻一个图章“愧为河间后人”，河间即指纪晓岚。在当年，他确实感到了自己的羞愧，他的雄心与愿望是像祖先纪晓岚那样成为一个大学者，能作成一项像《四库全书》一样的大事业，然而时势不同了，羞愧就一直撕咬他的心。

在他少年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的年份，他迈进了当地高级小学的大门，1923年入中学，在中学六年，他说自己“用心读国文、英文，对数理不感兴趣”，1928年考入当地察哈尔宣化师范，毕业后，做了半年北京孔德小学教师，随后考入北平（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周作人的学生，并深受周作人影响，“后来我写文完全摹仿他的风格”。1933年北师大毕业后，他到宣化省立师范任教，先后任国文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南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纪庸离开了宣化省立师范，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他彷徨歧途，思索徘徊，在家赋闲了半年，一俟局势稍形平靖，他来到河北滦县省立师范任教，在那里两年左右，经周作人、樊仲云（后任伪中央大学校长）等人的荐引，举家迁移到南京，进入中央大学。

纪庸一生的“辉煌”却是在日本占领后的汪伪时期到来的。自1940年7月，到抗战胜利，他一直在伪中央大学度过的。先后任教授、师专科主任、总务主任，附中实验主任，伪教育部秘书，伪立法委员，由汉奸王敏中（时王敏中任教育部次长，部长为赵正平）介绍任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由伪地政局长张仿良介绍任伪中央党部民训处处长。由于王敏中、张仿良等与纪庸同是北师大同学，官帽一顶顶飞来，一介读书人纪庸便有些受宠若惊，不过有些职务只是“一无事事只吃干薪的机关，向来没开过会”。1943年11月，纪庸还出席了一次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因此在胜利后（1945年11月），他仅是以“文化汉奸”的罪名被逮捕起诉，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半年后（1946年5月），他就被取保释放了。

纪庸的南下，把自己和全家交给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北方母系环境的陌生地方。不过在当时，由于生活的相对安定，他还与龙沐勋合作办了《求是》月刊与《同声》月刊，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佳作，出版了散文集《两都集》（1944年太平书局出版）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学史上散文家的地位。这一切在我们的新文学史上虽然没有反映，却在日本人的“现代中国文学论”中有着记载，由华师大吴俊教授编译的《东洋文论》中收有一篇《苏青导论》（樱庭弓子著），其中说道：“在1944年新年号上，苏青与知堂（周作人）、陶晶孙、纪果庵等当时的大作家比肩而坐，足见其地位的上升。”可见在日本，纪果庵是被视为当时的大作家的，另外，《风雨谈》杂志也刊出过对纪果庵的长篇专论《纪果庵论》，说明纪氏在当时文坛的影响。纪果庵文章的内容多为文史性的散文随笔，如身边随感、花鸟鱼虫、掌故琐谈等，感情沉郁，富有诗情画意。虽然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但作为一个读书人，他的民族良心还在，所写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是歌颂大东亚和美化日本侵略的。

从他今后的人生里程来看，南下是一大冒险，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此后的日子，一切厄运都将伴随着这段日子的短暂“辉煌”而起伏沉浮，加倍地在精神上、肉体上加重他的负担，并且，他将为这段生活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并由此一蹶不振，直至生命的终点。


在苏州

从狱中出来后，经朋友介绍，纪庸受聘为文通书局和大中国书局编辑，后又被聘为开明书店特约编辑，这与顾颉刚在主持文通书局和大中国书局有关。在这期间，纪庸为大中国书局编写了一套18种的《中国历史故事小丛书》，在开明书局出版了《苏联的民族之话》一书。顾颉刚是个急难中能伸出援手的人，在纪庸面临失业的当口，不但聘请他入书局当编辑，还与古楳教授（社会教育学院教授）一起把他介绍到了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8年4月，纪庸又成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文系教授。

纪庸把家安在苏州十全街64号，几年后又把家迁到十梓街叶家弄5号。他有一子一女，妻子王润芝是个知识妇女，师范学校毕业，结婚后就成了全职太太。

解放前后的日子相对平静，纪庸有极好的口才，知识又十分渊博，在学校里深受学生的欢迎。他教中国历史和国文，又精通英文和日文。当1950年1月，社会教育学院改名为苏南文化教育学院，纪庸重新受到重视，任教授兼教育研究班主任。在开会时，他积极发言；在劳动时，他努力流汗；空闲的时候，他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成为各家旧书店的常客。苏州古旧书店的老职员至今仍记得高高大大的纪庸笑容可掬地进到店堂里翻看旧书的情景。一位姓张的书店老职工回忆说：“纪庸死后，他的藏书都是我经手的，我家里还藏着不少有纪庸名章的线装书，有的还有他的手迹呢。”

纪庸有着北方大汉的直爽与幽默，这样的性格赢得了同事的尊敬，却也惹来了不少的麻烦。特别是偶尔流露出的、难以掩饰的学识锋芒总使某些人感到芒刺在背般的不适。

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又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即今苏州大学）。转眼五七年到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得这年上半年的空气显得特别晴朗清和，牢牢禁锢着的思想的枷锁似乎在无形中消隐了，一直正确英明的党号召忠心耿耿的子民向她袒露心声，知识分子长久以来憋在心里的话可以放心大胆地吐出来。纪庸动心了，在5月底到6月初，他接连写了三篇文章：《广毒草》（《文汇报》1957年5月29日刊）、《艺术空气还不够浓厚》（《新苏州报》1957年6月1日刊），还有一篇则更加要命——《人人害怕的记帐》，刊在校刊上。

纪庸太想一吐为快，写完三篇文章，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以至没有觉察到时局风云突变，乌云与雷电正在悄悄逼近，人人害怕的记帐并没有因为他的“揭露”就因此停止笔头。其实又岂止是记帐？秋后算帐的日子也马上就要到来。他陷入了一个凶猛的旋涡，他被彻底打晕了。纪庸是熟知历史的，应该清楚人亡政息这句话（不可能说变就变的），应该知道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应该明白引蛇出洞是一条高明的计谋，然而全不。压抑得太久了，人们就容易放松警惕。

像川剧变脸一般，手一抬，脸就变。随后的半年是检查、批判，再检查，再批判的轮回反复。1957年12月25日，文化教育部同意划纪庸为“一般右派”的批文也下达了（作者按：纪庸的右派问题在1979年2月27日得到改正，距他离开人世已经是十四年之后了）。

正在这个当口，上海寄来了一封陶亢德的检举信，检举他在汪伪时的历史，来得太是时候了，人们正愁分量不够，又加上了一个砝码。不久他即被打成蔡竣年、黄乃松、纪庸反革命集团，直至苏州公安局下达了管制二年的判决。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人民内部矛盾”，而逐渐上升为刑事案件了。以前人们印象中的“纪大胖子”如今变得高高瘦瘦的。有一位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熟悉他的老人，当我说他是个胖子的时候，坚决地说：“他高大是高大，但一点不胖。”是的，1946年后，他就没有胖过，但在此之前，他在迎接知堂南下和他回北京的文章中，就说自己是一个大胖子呢！

管制到1962年才完全解除，同时也摘除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如今尚存的解除管制的文件上，提到纪庸在这几年中的良好表现：不怕脏、不怕累、带病（痔疮）坚持工作，这些都属于劳动改造方面；在职务方面，他一星期上十二课时以上，一个人担任六门功课；同时还要每个月向当地派出所汇报思想，显示出他渴求改造，渴求重新做人的努力。在这份文件上对纪庸的表现表示出适度的满意。在这“满意”的后面，掩藏了不少无言的辛酸啊！

解除管制，并不等于从此回到了人民中间，却迎来了永远打入另册处分：下放上方山果园农场劳动。

这个时代，中年人的苦难是肉体与心灵双重的，加上纪庸又有着“从逆”的沉重的“原罪”，在他的心里就从没有释下重负的时候。心灵在希望的幻灭中挣扎，思想面临着永远无法改造结束的改造，因此需要一遍又一遍在检查交代中忏悔，接受灵魂的拷问。在公众场合，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宣泄的地方。

说个笑话

让我们跳过几年，进入1965年的第一天——元旦。

晚上，农场为了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在场部举行了元旦晚会。虽然白天高强度的劳动使纪庸感到疲劳，而且场部规定每个人都得参加。得服从组织安排，纪庸想：新一年的到来总预示着某种希望。

几个节目以后，大家欢迎纪庸来一个。他略作迟疑，站起来说个笑话，一个“和尚与公差”的笑话。纪庸是会说的人，不假思索就说了个笑话。就是这个笑话，为纪庸苦难的一生划上了句号。这听起来简直像一个黑色幽默，然而现实却正是荒诞的幽默。

关于“和尚与公差”的笑话有很多版本，最早的出处是明代刘元卿撰的《应谐录》，又见《雪涛谐史》：

僧在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己取刀髡其首，改绁己索，反绁尹项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索在项，则大诧惊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内，罔罔然不识真我者，岂独里尹乎！

当年纪庸在元旦晚会上说的就是这个笑话的“白话版”：一僧一枷一公差，大家听后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一些对阶级斗争有着敏感神经的人却辨出了另一种味道：这不是在“污蔑执法人员糊涂、无能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吗？原来反革命分子就隐藏在我们的身边。虽然已被打倒在地，却仍然会抓住机会“反噬”！他即刻受到了围攻。现在已无法起纪庸于地下，让他谈谈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笑话，从他随后写出的两份检查来看，他分明意识到自己才从一个故意设置的圈套里（反右）挣扎出来，却又误撞进了另一个无意设置的圈套。他又恨、又悔、又悲、又怨、又气，心中仿佛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是个滋味。如果说以前的各种惩罚他都能感到是自己的错，而觉得应该忍受的话，应该接受改造的话，那么这一次的“罪行”却仿佛上帝在试探约伯一般，显得无缘无故又不可理喻。

晚会一变而成了纪庸的批斗会。批斗会上，有些人把兴奋写在脸上，把杀气攥在手里，真是与人斗，才其乐无穷啊！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是在责令检讨中度过的，一起劳动的同难者也耐不住寂寞开始揭发了，说他对自己或别人在劳动中腰、腿、手受伤，戏称是“铁腰、铁腿、铁手”。这本是在近乎虐待的劳动中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如今也被赋予了不怀好意的内容：对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嘲弄，而成为他由来已久的对改造发泄不满的强有力证据。纪庸到了百喙难辩的境地。

在他留下的最后两份检讨中，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两份检讨，纪庸茫然、无奈，为自己的动机作辩解已经毫无意义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自己处于一个被专政的境地的时候，当自己落在一群“非我族类”的人中间时，必然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纪庸的字迹也一反往常的潦草起来，词不达意，言不由衷。两份检讨各写了五百字左右，他开始不那么认真对待了，他勇敢了起来。

从容就死

1965年1月8日，批斗已经继续了一个星期，而在纪庸，可以永远地结束了，因为这是人生的最后一天。

他会想起写于1942年的一篇长文——《论从容就死》。文章收入他唯一的散文集《两都集》。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从容就死难’，历史对此种人，似比慷慨捐生更加赞颂。”

“自杀是最大的勇敢，有人说自杀是怯懦，我总不相信。”

他又说：“有次，我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参观，看见历年刽子手所用的‘鬼头刀’，刀柄上的鬼眼睛滚上滚下，已不由打一冷战，……像这样的人（指自己），杀人尚观之惴栗，杀己当何以堪，故说自杀是懦怯者，亦忍人也。”

“然则现在回过头来讲自杀，又岂懦夫之所能办？”

“惟有一种人，似并未十分触时忌，批逆鳞，然其结果则殊惨。这种在自己或他人都出乎意料的遭遇，倒是很不好从容的，心中冤屈，眼中落泪，乃人情之常，若必引吭高歌，亦觉不近情理。”

他在文中又说：“书抄得太多，实在不成话，然非如此，不足彰余自杀为勇敢之说。”

这些话，在如今看起来好象是对自己说的。他一意要证明自杀者的勇敢，是为了将来自己能勇敢地自杀？人说，聪明者往往会在无意识中预告了自己的将来，事后对照，会不由得悚然一惊：怎么说得这么准？莫非这就是人们所谓一语成谶？

就有了开头这一幕：在一月寒风凛冽的碧水清波中，纪庸果决地验证了“自杀为勇敢之说”。当纪庸下定决心作出这个“最大的勇敢”时，他已经把任人播弄的命运收回到自己的掌中了。然而，从容就死之后，农场给出的结论却是——畏罪自杀。这肯定不是纪庸希望看到的，畏罪不就是怯懦么？这对于一个已经慷慨赴死的人，原是无关的了，他在他的勇敢里安息。

也许，那份绝命书竟没有让他的妻、女看到，不然何以一直留在档案里？


作者附记

这里根据纪庸档案和有关知情者的采访，来叙述一个文学家、学者不幸的一生，考虑到档案的开放程度与一些尚健在的人们，我并不过多引用原始材料，也隐去了一些人的姓名，关键是事实，我只是存真。他的一生有失误，有污点，有成就，也有可尊敬的真挚诚实，我力图真实地把他写出，是为了让世人了解他，尊敬其应当尊敬的，唾弃其应当唾弃的，并让他的作品能在现在以至将来，找到更多的知音。

作者：黄恽，原文出自“缘为书来综合文化社区”并载于《文史精华》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