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中共很多戰役方案在蘇聯境內策劃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軍隊爲何很快一敗塗地？俄國學者指出，上個世紀40年代後半葉，國軍作戰對手，早已不是土生土長的中共部隊，而是被斯大林的機槍大炮和飛機軍艦武裝到牙齒的解放軍作戰


《新史記》格奧爾基（莫斯科）


1945年8月，斯大林與蔣介石國民政府互派大使，這似乎使蔣看到了一絲解決中國政治危機的希望，因為，他不希望與中共兵戎相見，而是希望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甚至希望直接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對話。他心裏明白，說服斯大林放棄支持中共打內戰，對於了卻他的上述心願至關重要。他特別希望斯大林在國共危機加劇，中國處於生死存亡之際，僅僅充當和平使者的角色。

當年12月，蔣介石差遣蔣經國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但是會見毫無積極成果，現在看來，原因顯而易見，斯大林根本不會做和平使者，他花言巧語，謊話連篇，一味拖延國民政府的時間，讓中共有更多的時間準備內戰。1945年12月30日，他對蔣經國許諾說：“蘇聯政府不會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軍事行動。”（《1937-1952事件參與者的文件與證據：在中國命運之中的蘇聯和斯大林》，А.列多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版，第19頁）

國共雙方都不願談判

此後，蔣介石對中共做出實質性讓步：首先，承諾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請中共代表進入國民政府。其次，他答應中共可以擁有不超過20個師的獨立武裝，並可管理若干個省份。當然蔣也有一個不容置疑的條件：中共必須承認國民政府的領導地位。後來，即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蔣和毛進行了眾所周知的重慶談判，中共在此期間大搞所謂“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把戲，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他們都是看著莫斯科眼色行事。（詳見《中國手冊1937-1945》 ，紐約，1947年）難怪後來蔣介石在他的書中抱怨，由於蘇聯的誤導和強迫（美國也不能脫離干係），他錯誤地與毛澤東舉行了和平談判，致使他失去了利用優勢兵力剿滅共軍和可能性，最終導致國軍戰場失利。（詳見蔣介石《蘇維埃俄國在中國》，紐約，1965年版，109頁）

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與蔣介石相互敬酒。

事實上，作為中共領袖的毛澤東也對重慶談判厭惡至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斯大林說服毛澤東去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並且強迫他與他不共戴天的敵人進行私人會面。毛為領袖和導師的背叛行為深感壓抑，但又不得不從命。毛後來說，我不得不去，因為這是斯大林的要求。”（《毛最後的秘密：中共領袖的傳記中鮮為人知的細節》，安娜·彼得羅索娃著，莫斯科，2004年，《百年》雜誌）

中共很多戰役方案在蘇聯境內策劃

1946年6月，國共之戰終於爆發。時隔多年，俄國歷史學家列多夫斯基對於這場戰爭的前前後後講了一些實話，對蘇共與中共那時的關係披露以及內幕分析也相對客觀。他有如下的論述：“蘇聯政府在蘇軍解放滿洲之後，便採取將滿洲交給中國共產黨人之手的方針。合約所訂蘇軍撤離滿洲的期限一到（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國民政府遂決計向滿洲派遣其部隊，意在佔領蘇聯紅軍撤離區域，但是莫斯科不許國民政府向旅順、大連和中長鐵路（原中東鐵路）派遣兵力；不許從地方居民中進行部隊改編和擴充警力，使得國民政府失去了組建和使用國民政府行政管理機構的可能性。蘇聯政府還宣佈，原服務於日本關東軍的工礦企業以及其他設施，皆作為戰利品屬於蘇聯。部分企業設備還被運往蘇聯境內。”（《1937-1952事件參與者的文件與證據：在中國命運之中的蘇聯和斯大林》，А.列多夫斯基著，莫斯科，1999年版，第9頁）不僅如此，列多夫斯基還披露，“蘇共授意中共向滿洲派遣自己的軍隊——東北人民自治軍，後來，即1946年1月1日，中共在派遣到滿洲軍隊的基礎上成立了東北民主聯軍（另說，1945年11月14日，東北人民自治軍改稱東北民主聯軍），其兵力來源是地方游擊武裝和被中共控制的八路軍，人數將近100萬人（另說，27萬人），使得中共得以開展武裝鬥爭攫取滿洲政權，並以此為主要根據地依托，在全中國展開與國民政府的權力角逐。”（出處同上）

1947年年初，林彪指揮的東北民主聯軍，在蘇共的支持下重創國民政府軍隊，揮師松花江流域，佔領南滿，伺機進攻北滿。特別是，在斯大林派遣蘇共軍事顧問、裝甲兵顧問、航空兵顧問、炮兵和政工顧問加盟中共的東北民主聯軍之後，東北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蘇聯滿載槍炮、彈藥和醫療設備的運輸車輛源源不斷地越過中蘇邊境，開入中國東北地區，蘇軍援助中共的坦克、裝甲車伴隨左右，蘇聯紅軍的殲擊機和轟炸機也呼嘯著飛進中國的領空。
俄國歷史學家列多夫斯基披露：“東北民主聯軍在滿洲戰役結束之後，其主要任務就是以此地為主要後方確保軍事戰役，旨在佔領中國北部和其他地區。此外，滿洲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通過這裏從蘇聯接受武器彈藥和糧食物資等。特別是，恢復中國北方直至通往長江的鐵路甚為關鍵。蘇共派遣大量工程技術人員前來協助恢復中長鐵路的運輸。蘇聯專業技能極高的工程技術人員，不僅幫助滿洲的中共政權恢復鐵路建設，還幫助他們修建和修復了很多民用設施。”（同上書，第70頁）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證據：當時深得毛澤東寵幸的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高崗，為了協調蘇聯不斷增加的援助工作，建議蘇共派遣工作組前來東北地區協助中共工作。於是，1948年，蘇共應邀派遣專家顧問團前來東北。（《1945-1949：蘇聯與滿洲革命根據地》，О.波利索夫著，莫斯科，1957年版，137頁）那時候，中共很多戰役方案的策劃和制定，均在蘇聯境內的哈巴羅夫斯克和弗拉基沃斯托克與蘇共軍事專家共同完成，東北民主聯軍步兵和坦克部隊對國民政府軍隊的進攻，都是在蘇軍阿穆爾河和太平洋艦隊的軍艦協同火力配合之下完成的。此後，戰局更為複雜，截止1947年4月，國軍損失了大約69000名官兵。共軍繳獲國軍的裝備，有3800門火炮，4000挺機關槍，113000枝步槍以及其他大量彈藥和軍事戰利品。東北地區的各次戰鬥中，也有一些蘇聯軍事顧問陣亡。（未完待续。《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