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王魯寧(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的兒子,續):另外我想說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和影響這個事,波及面太大了,對軍隊和黨的工作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我在13師,武漢的部隊,也受空軍“九一三”的影響。一個13師運輸機部隊,應該說不受什麼影響,我們的師長、政委全都給抓起來了。師長王宏志(音)是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學的九九高練的第一批飛行員,開國大典駕駛運輸機C46通過天安門檢閱的駕駛員,是開闢拉薩航線、飛躍天險的功臣,在青島抓起來了,拿白布單子給他一蒙,手槍往後腰眼一頂,扣上手銬就抓起來了,從青島押回武漢。
我們師政委郭學師(音),就因為過去是劉亞樓的秘書、和空軍的人關係比較熟,也就被捕了。從副師長到團級以下幹部,包括我當時是訓練大隊,從大隊長到大隊政委,所有的人全都關起來了。當時叫“學習班”,現在應該叫“雙規”,四五個人陪一個,然後門口坐一個端衝鋒槍的戰士,守著你那間房門,不許進不許出。我們部隊很快陸軍接管,連我們大隊都是陸軍,政委都換成陸軍的人。我們師在湖北,調來高炮17軍,跑道兩頭都是,只要飛機起飛降落就瞄,當時只要搞演習,陸軍馬上就跟你對著幹,挖戰壕,馬上槍對槍。把空軍和陸軍搞得對立成這個樣子,要是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好在這些部隊戰士的基礎都是一樣的,海陸空軍都能認得老鄉,最後陸軍部隊與我們關係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隊了。當時這種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較險惡的。
再一點我想說,“九一三”牽涉的人實在太多,太不應該了。像我父親被牽涉進去,那沒的說,覺得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自己也不後悔。他1975年、76年就被從衛戍區轉到了秦城,他也很絕望。賀部長也被送到秦城,後來聽賀部長講:“我進秦城,聽見監獄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聽是王飛,哦,我不孤獨,秦城不是我一個。”後來我問過我父親,你在裏邊喊什麼呀?人家那些小戰士,你就不知道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現得文質彬彬一點,有風度一點?我父親說,實在是不行,在裏邊我的監號可能是在最後一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標準,應該是不錯的伙食,結果到他那什麼都沒有了,湯湯水水就遞過來了,他表示抗議,結果那個小戰士說:“你是反革命,給你這些就不錯了!”我父親說我不是反革命,我親手活捉過日本鬼子,你懂什麼呀你!
我們每個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後來已經不是正常人了,身體非常虛弱,走路、說話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審林彪和四人幫之後,王飛專案組來找我們,說把他“保外就醫”,讓我們四個子女簽字,我們不願意簽——我們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住的地方。他們說,你們只管簽字,沒地方住,我們代表中央,給你們安排一個地方。一個星期之後就出來了。他說出來和進去都感到非常突然。專案組通過海淀區在西三旗給安排了一間農民房,房租我們自己出。
我父親他們這些人很悲慘,不許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醫化名王玉,否則還不讓出來。只有叫王玉,藥費才可以報銷。後來我看賀龍當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場,骨灰盒上寫著。我問公安部是不是只有一個“王玉”的化名,誰倒霉就安在誰頭上?
直到1994年,總政給軍委打了一個報告,要把我父親交給空軍。當總政來人和我父親談的時候,我父親說:我王飛就是王飛,絕不叫王玉,你們愛叫什麼叫什麼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飛的名字。現在好在他恢復了王飛的名字,否則,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軍委給他一個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塊錢,看病在空軍總院,按照軍人團以下幹部待遇,免費治療。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遠,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調到一千塊錢。他現在床上吃,床上拉,風燭殘年,沒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場上,照顧這種人,月薪不低於三千塊錢,我們為了提高他的待遇,給中央、中央軍委、總政寫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經處理,不再處理”。我父親只是“九一三”受牽連中的一個,現在連對逃荒要飯的、打工仔,報紙都要呼籲提高人格尊嚴,送溫暖,但是“九一三”這批人槍林彈雨做過貢獻,又有誰關注過?我父親已經四次腦出血,人已經不行了。我想呼籲,還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牽連者,應該改變他們的處境,給以人格的尊重。(《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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