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實在太多太多了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全文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王魯寧（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的兒子，續）：另外我想說受“九一三”事件牽連和影響這個事，波及面太大了，對軍隊和黨的工作損失是不可估量的。

當時我在13師，武漢的部隊，也受空軍“九一三”的影響。一個13師運輸機部隊，應該說不受什麼影響，我們的師長、政委全都給抓起來了。師長王宏志（音）是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在牡丹江跟日本人學的九九高練的第一批飛行員，開國大典駕駛運輸機C46通過天安門檢閱的駕駛員，是開闢拉薩航線、飛躍天險的功臣，在青島抓起來了，拿白布單子給他一蒙，手槍往後腰眼一頂，扣上手銬就抓起來了，從青島押回武漢。

我們師政委郭學師（音），就因為過去是劉亞樓的秘書、和空軍的人關係比較熟，也就被捕了。從副師長到團級以下幹部，包括我當時是訓練大隊，從大隊長到大隊政委，所有的人全都關起來了。當時叫“學習班”，現在應該叫“雙規”，四五個人陪一個，然後門口坐一個端衝鋒槍的戰士，守著你那間房門，不許進不許出。我們部隊很快陸軍接管，連我們大隊都是陸軍，政委都換成陸軍的人。我們師在湖北，調來高炮17軍，跑道兩頭都是，只要飛機起飛降落就瞄，當時只要搞演習，陸軍馬上就跟你對著幹，挖戰壕，馬上槍對槍。把空軍和陸軍搞得對立成這個樣子，要是擦槍走火，後果不堪設想。

好在這些部隊戰士的基礎都是一樣的，海陸空軍都能認得老鄉，最後陸軍部隊與我們關係非常好，也成了兄弟部隊了。當時這種部署和安排，用心是比較險惡的。

再一點我想說，“九一三”牽涉的人實在太多，太不應該了。像我父親被牽涉進去，那沒的說，覺得給他定“林彪死黨”，他自己也不後悔。他1975年、76年就被從衛戍區轉到了秦城，他也很絕望。賀部長也被送到秦城，後來聽賀部長講：“我進秦城，聽見監獄有人在大喊大叫，我一聽是王飛，哦，我不孤獨，秦城不是我一個。”後來我問過我父親，你在裏邊喊什麼呀？人家那些小戰士，你就不知道給人留下個好印象？您就不能表現得文質彬彬一點，有風度一點？我父親說，實在是不行，在裏邊我的監號可能是在最後一個，告訴我們這些人是政治犯。政治犯伙食有一定標準，應該是不錯的伙食，結果到他那什麼都沒有了，湯湯水水就遞過來了，他表示抗議，結果那個小戰士說：“你是反革命，給你這些就不錯了！”我父親說我不是反革命，我親手活捉過日本鬼子，你懂什麼呀你！
我們每個季度可以到秦城看他一次，他後來已經不是正常人了，身體非常虛弱，走路、說話都不行了。

1981年7月底。公審林彪和四人幫之後，王飛專案組來找我們，說把他“保外就醫”，讓我們四個子女簽字，我們不願意簽——我們在北京沒有家，沒有住的地方。他們說，你們只管簽字，沒地方住，我們代表中央，給你們安排一個地方。一個星期之後就出來了。他說出來和進去都感到非常突然。專案組通過海淀區在西三旗給安排了一間農民房，房租我們自己出。

我父親他們這些人很悲慘，不許叫自己的名字，保外就醫化名王玉，否則還不讓出來。只有叫王玉，藥費才可以報銷。後來我看賀龍當年也化名王玉，送火葬場，骨灰盒上寫著。我問公安部是不是只有一個“王玉”的化名，誰倒霉就安在誰頭上？

直到1994年，總政給軍委打了一個報告，要把我父親交給空軍。當總政來人和我父親談的時候，我父親說：我王飛就是王飛，絕不叫王玉，你們愛叫什麼叫什麼吧，我以後一定叫王飛的名字。現在好在他恢復了王飛的名字，否則，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軍委給他一個批覆，安排三居室的一套房子，每月300塊錢，看病在空軍總院，按照軍人團以下幹部待遇，免費治療。三居室安排了，在南苑，很遠，不方便。三百元一直到五、六年前，調到一千塊錢。他現在床上吃，床上拉，風燭殘年，沒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保姆市場上，照顧這種人，月薪不低於三千塊錢，我們為了提高他的待遇，給中央、中央軍委、總政寫信，提要求，得到的答覆是：“已經處理，不再處理”。我父親只是“九一三”受牽連中的一個，現在連對逃荒要飯的、打工仔，報紙都要呼籲提高人格尊嚴，送溫暖，但是“九一三”這批人槍林彈雨做過貢獻，又有誰關注過？我父親已經四次腦出血，人已經不行了。我想呼籲，還有一大批“九一三”事件的受牽連者，應該改變他們的處境，給以人格的尊重。（《新史記》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