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在法庭上陳述。《判決書》中所謂“兩次篡改”、“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起飛的措施”、“塗改電話報告記錄”的用意，無非是讓不明真相的人們相信：其一，周恩來曾“下命令”阻止林彪專機起飛；其二，林彪是我李作鵬有意放跑的。
下面談談我的認識和想法：
第一、勸阻林彪夜航是周總理電話告訴我的。但“九一三”當晚，北戴河、山海關發生的所有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第二、我希望所有關注“九一三”事件的人們注意：林彪的三叉戟飛機是強行起飛的！不是“放飛”的！當時不要說“四人一起命令”，就是四十人一起命令也擋不住！有周總理的電話指示，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有場站要求停止起飛的措施，飛機就能停下來了嗎？林彪就能走下飛機嗎？
機場發生的一切情況都是突發的、不正常的和出乎意料的，是我無法控制的！周總理的電話指示不起作用，場站禁止起飛的專業措施也不起作用，難道專機強行起飛的責任就應該由我來負嗎？
第三、在我毫不知情的前提下，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如實傳達總理的指示。我兩次所補充的話，是我對周總理指示的理解和對機場執行周總理指示的再強調。實際上，在“九一三”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我只起了“傳話筒”的作用！
第四、我為什麼要放林彪逃跑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林彪要去向何方，更沒有任何情由放林彪外逃蘇聯。我也可以斷定，黃永勝、吳法憲也決不會放跑林彪的。在我們的心目中，忠於毛主席、忠於黨中央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林彪如果有反毛主席的舉動，我們不會跟著跑。事後，毛主席懷疑我們，是因為他自己喪失了自信。
第五、我請事後“諸葛亮們”給我出個主意：當時我應該怎樣採取“阻止起飛的措施”，你們認為才是對呢？我估計答案是：怎麼做都不對——阻止成功，林彪說不對；阻止不成功，毛澤東說不對。結果是阻止起飛是我的“罪”，不阻止起飛也是我的“罪”，強行起飛還是我的“罪”。實際上我接受的是一件死路一條、死罪難逃，且無法完成的任務。為什麼周總理要交給我無法完成的任務呢？
當我將飛機強行起飛的情況立即報告總理後，總理直至毛主席、黨中央都未採取任何有效的攔截措施，誰又追究他們的責任？
第六、法庭應該是公正的，公正的基礎是最講究證據。《判決書》中“四個首長其中一個首長指示放飛才放飛”是採用場站值班員李萬香錯誤記錄0點06分我的電話指示的原文，是唯一在法庭上出示的孤證。法庭可以採用李萬香的孤證作為定罪證據，而我多次提出的人證、物證為什麼不能作為證據呢？為什麼我向總理呈送的、最原始的、有總理圈閱的報告全文不能在法庭上拿出來公佈於眾？為什麼要隱匿最為重要的證據？為什麼幫助我處理機場問題的秘書，這個最直接的證人不能出庭？這不正大光明的行為本身就能說明很多問題。
第七、請不要忘記，我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在政治局常委、在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面前，我只是執行和落實各項指示的工作人員。在國家大事、國家最高級別的領導人面前，我沒有權力自作主張，除非領導授權！（《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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