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請徐友漁研究員講話。
徐友漁：聽了幾位的發言，感到很受啟發、很有收穫。
我研究“文革”，看了大量文獻，我感到，關鍵還是要有事實。“文革”研究中大的轉折、突破，都發生在形勢的大變化使得研究者一下子獲得大量新的材料，新事實的湧現使得有關“文革”歷史的敘述改寫。我們的結論應該在事實之後，而不是在事實之前。分析、總結、理論化，都要依靠事實。我希望，這次參加會議的，與林彪事件有關人員的親屬、子女，如果你們還有涉及到基本事實，讓我們對於瞭解歷史真相有關係的情況，要先發言。
林彪事件是“文革”中的一個極其重大的事件，發生之後，因為要想全黨、全軍、全國思想認識轉彎實在困難，所以對事件本身的陳述主要從宣傳上考慮，很多說法並不符合事實，現在事情過去了40年，實際的政治利害考慮應該讓位於恢復歷史真面目的追求，況且，海內外早就有很多說法，既牽涉到對於事實陳述的矯正，也牽涉到對於林彪事件的重新評價。
徐友漁我認為，對於林彪事件，以下三個主要方面是需要重新表述和評價的。
第一，“九一三”事件，這是林彪事件的最重要部分，是事件的“硬核”。現在看來，林彪坐飛機向北飛行，最後機毀人亡，這個基本事實是確定無疑的。但一些相關的重要情況，值得重新研究的卻有不少。比如，林彪是否本來計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他是否出於本意要飛蘇聯，叛國投敵？還有，林彪在出逃前是否圖謀暗殺毛澤東，他手下的黃、吳、李、邱是否接到或聽從林彪的這個“指令”，參與到林彪的“政變陰謀”？看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關於林彪事件，迷霧重重，值得質疑和探究的問題很多，比如，256號三叉戟飛機到底是怎麼遇難的？我主張，我們首先肯定根據很充分的部分，矯正不實之詞，而證據不那麼充分，或者有爭議的事情，就暫時存疑，等以後有解密材料公佈再說。即使在這個方面，我們也可以得出一些驚人的、與以前不同的說法。比如，我認為可以充分相信，當時黨中央一點不擔心林彪出逃，而是樂觀其成，甚至唯恐他不走或者走不成。當時有充分的手段阻止林彪外逃，但中央卻對簡單易行的阻禁方法棄而不用，這一點非常耐人尋味。
第二，林彪事件雖然是發生在“文革”那個是非顛倒的混亂時期，但按照黨紀國法，按照常識，它的起因還是有一定的是非曲直可以談論的，而現在來看對錯，則與當時的定論不一樣，甚至相反。當時黨中央說，林彪要搞一條“設國家主席”的反黨路線，我們今天來看，這是極其荒謬可笑的指責。我們號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共和國怎麼能沒有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不想當國家主席，而且還不想別人當，就不設國家主席，這是什麼道理？任何人，包括毛澤東，也沒有權利把個人的考慮置於與國體有關的大事上。另外，在上廬山之前討論過這件事，政治局常委除毛澤東之外一致主張設國家主席，這怎麼變成了林彪的“反黨綱領”？
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一面大力宣揚“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在南巡和其他場合作“路線交底”，煽風點火，攻擊林彪周圍的幹部，甚至林彪本人。我們根據現有的材料看不出林彪有多大的反抗，如果有，也可以理解。黨中央的材料中說有，而且罪名大得驚人，什麼要謀殺，要搞政變，等等，可惜既不合情理，證據也不直接。
第三，林彪及其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談到這一點，首先應該指出，把所謂“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捆綁在一起，作為一個反革命案來審判，是荒謬的，那是政治審判而不是法律審判。這兩個集團的合謀需要強有力的證明，而不是使用“狼狽為奸、相互利用”之類的話就能讓人相信的。當時，甚至現在還認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種說法，不但違反事實、違反法治原則，簡直是對黨的名聲，對全中國人民的常識的一種嘲弄與侮辱。我覺得，沒有及早指出這一點是我們這些“文革”研究者的失職，直到邱會作在回憶錄中才指出這一點。我基本上同意邱會作的看法，林彪及其手下在“文革”中是與江青等人有矛盾的，對“文化大革命”是有質疑、有抵制的。需要肯定這一點。
當然，兩個集團的合作，不論出於什麼原因，恐怕也有，甚至很重要。還有，林彪大搞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為“文革”的發動和瘋狂進行準備了條件，這些，也是無可回避、無可推卸的。（《新史記》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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