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经经历过的历次党内斗争，都使党自身受到重创。这种斗争，不能再发生了。1934年6月19日于贵州沿河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贺龙以手指夏曦，厉声喝道：“如果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你就是老鸡（机）婆！”红三军军长贺龙缘何会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分会主席夏曦作此指责？
一
1934年5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关向应、夏曦等人率领下，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转战至黔东。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战斗，红三军控制了黔东沿河、德江、印江、松桃以及四川酉阳、秀山部分地区，并于6月19日到达沿河县第五区的枫香溪，司令部进驻逃亡地主王焕恩、王焕奎院内，军直机关驻新街、老街坨，红军医院设在新街“黔阳宫”。
此时，历经“左”倾路线困扰的红三军由于千里转战，战士甚为疲劳，给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愈来愈多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病情恶化，再加上夏曦先前曾粗暴地解散部队内的党团组织使得军内党员屈指可数，红三军战斗力已受到严重削弱。进驻枫香溪后，憋了许久的广大指战员纷纷对夏曦“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表示强烈不满，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据地，结束这种无目的的游荡生活。
目睹此况，红三军军长贺龙既着急又痛心。身经百战的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眼下红三军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休整，才能保存并壮大这支革命力量。同时，枫香溪（现属德江）是沿河县旱涝保丰收的主要产米区，从这里至谯家一带森林茂密、盛产药材，且因地处乌江沿岸，煤、铁矿储量丰富，再加上交通闭塞，反动统治薄弱，堪为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绝佳之处。然“当家却做不了主”，贺龙虽名为军长，由于党的纪律和原则，红三军的领导实权，实际上握在夏曦“夏主席”手中。对于一些关乎红三军命运的良策，没有夏曦的支持，贺龙只能暗自叹息。
对于夏曦，贺龙并不陌生。这个被毛泽东称为“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的人物，曾一度因对王明的亦步亦趋被讽为王明宗派小集团里的“二十八宿”之一。1931年，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后，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他曾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及军、师指挥机关，并于“肃反”中先后杀害段德昌、周逸群、孙德清、段玉林等一大批党和红军的优秀领导人。彼时夏曦的“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贺龙曾哀求他“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但夏曦听后“只是默然而已”。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多的时间里，夏曦竟然杀掉了数万红军将士，其领导下的湘鄂西根据地在完成四次大肃反后由原来的5万多人减员为4000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他曾逼贺龙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在红军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由于贺龙和关向应对其封锁中央局电报的做法表示不满，提出严正抗议，夏曦竟然还命人下了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只是由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才未对其轻举妄动，不然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便会少了一个赫赫有名的贺姓元帅。“杀人魔王”夏曦之所以能恣所欲为、一手遮天，完全是因为当时较为死板的党内规定。按照该规定，时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肃反委员会书记的夏曦拥有“最后拍板权”，“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指贺龙，笔者注）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贺龙曾如是说。也正是因为这一“最后拍板”，1934年4月红三军在四川彭水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也被夏曦以“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不利于撤退”为由粗暴否决。以至于数十年后贺龙在回忆彭水这段往事时还说：“放弃彭水是非常可惜的。那时红三军的情况是苏区丢了，党组织解散了，像一个小孩失去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
回想起湘鄂西苏区时夏曦的所作所为，贺龙不寒而栗。此时看着将士们对自己给予的无限期望，强烈的革命责任感令他忍无可忍。贺龙遂找到政委关向应，毅然对其说道：“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走了。”“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队伍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怎么能行？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关向应也对夏曦所作所为有所不满，他沉痛地对贺龙说：“部队的政治工作除了刷个标语口号，什么都取消了，真不晓得夏主席是咋想的！”这一晚，贺龙与关向应铺连着铺，像一对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说了大半宿话。他们对红三军乃至红二方面军的前途和未来，在心中拟出了宏伟蓝图。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找到红七师师长卢冬生，征得了卢的支持，决定与夏曦“翻脸”，以期摆脱“左”倾错误路线影响，带领红三军开辟新的革命天地。
二
经过周密准备，1934年6月19日下午，就在枫香溪地主王焕恩住宅的堂屋里，党史上极具意义的“枫香溪会议”拉开帷幕。当时会议定名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军委会委员卢冬生也列席了会议。与以往的会议截然不同，此次会议不是夏曦主持，而由关向应主持，这让曾一度以“领袖”自居的夏曦“倍感惊讶”，也使得会议从一开始便充满了火药味。原来，这也是贺龙、关向应等人经过仔细商量之后无奈采取的一种策略。因为，按照党的纪律和规定，如若请时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分会主席的夏曦主持，会议极有可能被其扼杀，从而使红三军建立黔东根据地的蓝图胎死腹中，并陷红军于危险境地。
以“一种旁观者的超然心态，按时走进这座砖石结构、风格古雅的王氏住宅”的夏曦进来后，会议正式宣告开始。没有任何铺垫，甚至连清嗓子的咳嗽都没有，主持会议的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便直接点明本次会议的主题，即研究根据地、群众工作、政治建设等问题，并请贺龙首先发言。在发言中，贺龙说道：“……在根据地建设上，我们过去开一回会做一个决议，全是纸上谈兵，没有一回当真的！这回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在印江、沿河、德江、酉阳、松桃这一带搞出一块根据地来嘛！我还是那句话，白鹤有个滩头，野鸡有个山头，一支红军队伍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说到此处，关向应忍不住插话，他表示赞成贺龙的观点，认为部队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确实不行。关向应说，红军要想在川黔边站住脚，就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当时的情况是红军一到，群众就跑光，这说明群众对红军很不了解，说明党的工作需要从头做起。接下来贺龙逐条陈述了在枫香溪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是黔东与川、湘、鄂三省毗邻，敌军兵力部署比较薄弱；二是这一带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横贯其中，西有乌江天险之固，东有梵净山为屏；三是黔东这一带，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特别是“神兵”(黔东地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性群众组织)斗争如火如荼，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四是枫香溪前后山峦对峙，易守难攻。
看着夏曦仍未表态，贺龙继续往下说：“再一个问题，我看肃反要坚决停下来，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刻不容缓！共产党的军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这像话吗？有了党、团组织，有了政治机关，才好开展工作嘛！”据记载，此时的夏曦“低着头，眯着眼，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面颊不时痉挛一下”，屋子里竟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过了会儿，夏曦“潇洒地弹了下烟灰”，老气横秋地说道：“就这些吗？……在政治问题上我们要立场坚定，肃反怎么能停下来呢？恢复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只能为改组派所利用，我坚决反对，在根据地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要有一块可靠的地方才行嘛！这个地方我看是不行的，四川的敌人那么强大，我们还要对付黔军，地形也不好，一条乌江横在这里，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背水作战的境地！”
卢冬生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他在湘鄂西苏区第三次“肃反”后担任红7师师长。有一段时间，卢冬生率领两营人马打了许多胜仗，夏曦却因此怀疑起卢冬生，说：“卢冬生只有两营人马，战绩竟如此之大，而我们红三军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得无法立足。我怀疑卢冬生有问题，他扩大的军队，会不会是敌人故意安插的，卢冬生会不会为敌所收买？”当时夏曦本打算抓卢冬生，只不过由于关向应劝阻才暂时放弃。但夏曦从此对卢冬生怀有成见，有时故意不让其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准发言，仅将卢看作“半个”党员。此时，列席会议的卢冬生闻听夏曦此言，不由得说道：“湘鄂边没搞成，彭水你也说地形不好，你认为到哪里搞才会合适呢？”
包括卢冬生在内的众人先前已预料到会上夏曦有反对在枫香溪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但他们都认为一心注重肃反的夏曦绝不会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不料，令贺龙等人吃了一惊：夏曦竟然提出上梵净山搞革命。
三
在梵净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贺龙不是没有考虑过。当时，目睹淇滩、甘溪等地神兵和青壮年纷纷奔向长岗岭参加红军，黔东纵队司令部、红七师师部、红三军司令部等重要核心机关也都已设置于长岗岭，贺龙就曾多次带领部队返回晓景长岗岭驻扎，筹划着在梵净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细心的贺龙随后发现梵净山山高林茂，供给非常困难，无奈放弃了这一设想。
此时夏曦重提上梵净山搞革命，贺龙感到可笑，但也由此对说服夏曦更有信心，遂微笑着对其说道：“梵净山你去过吗？那么个深山老林，当山大王倒是安全，我们是红军啊，我们要人民群众的，再说，几千人的部队，靠吃野果子过日子啊？”
“我和军长的意见是一致的。”关向应沉着脸，语气沉重地说：“我们是人民的红军，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去上梵净山，那是逃跑主义，在肃反和恢复党团组织问题上，我和军长也是一致的，肃反不能再搞了，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必须恢复正常工作，我们红三军现在像个什么样子了？说严重一点，像一群流寇！”卢冬生亦表示支持贺龙。看到众人纷纷倒向贺龙一边，夏曦一时间猝不及防，竟不知如何反驳。
经过一阵子的沉默，憋了一肚子火的夏曦稍后终于爆发了。他粗暴地打断了卢冬生的发言，说：“肃反和清党，是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你们反对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吗？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政治问题！”接着，夏曦又面向贺龙，高声说道：“贺龙是机会主义者，不是什么布尔什维克派领导。”
闻听此言，贺龙火冒三丈。回想起当初湘鄂西根据地众多自己的爱将、战士皆因夏曦强加的“机会主义”罪名而惨遭杀害，此时连自己竟也被冠以“机会主义”称号，种种愤怒，皆在此时爆发。他破天荒地指着夏曦，厉声喝道：“如果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你就是老鸡（机）婆！”
夏曦这时还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军分会主席，他若因为“老鸡（机）婆”的指责动怒，贺龙将必死无疑。主持会议的关向应赶紧起来缓和气氛。他先是表态支持贺龙，接着严肃指出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很深，不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阶级关系和客观力量去决定方针政策，不是根据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去决定方针政策，而是从本本出发，主观主义地确定方针政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夏曦已被贺龙的行为吓蒙了。自进入湘鄂西苏区以来，由于有王明做自己的坚实后盾，几乎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指责他。在苏区的红军队伍里，夏曦更是一手遮天，他常常以“肃反”为名掌握着这些鼎鼎大名的红军将士之生杀大权，容不得其有丝毫抗拒。就连当时湘西名义上的军事最高指挥贺龙，由于其自身的“先天不足”（即做国民党军长的那段“不干净”历史），也让他在党内斗争中除了拼命表态绝对服从夏曦之外别无选择。此时意想不到的贺龙严厉指责，加上关向应一番严肃的话语，竟使夏曦一时间无所适从。
见夏曦不说话，贺龙也缓和了自己的语气，劝夏曦不要把问题搞得太严重，并说明大家没有反对党的四中全会决议，只是在讨论根据地、肃反、恢复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迫在眉睫的问题。
其实，此时的夏曦已在一系列失败中丧失了战斗意志，1934年10月27日，红六军团在发给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的电报中就曾称：“夏曦领导部队逃出对后方武装和地方工作毫无布置，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建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敌人进攻黔东苏区时，不去领导红军第三军及地方武装……”贺龙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中也说：“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做什么工作……”
就这样，在贺龙和关向应等人坚持下，与会众人就如何建立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讨论。通过对夏曦的批评和帮助，夏曦最后改变了一些看法，但他提出只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对于争取神兵的工作则“保留个人意见”。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会议最后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二、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三、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当晚，贺龙在“黔阳宫”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关向应等以自我批评的方式传达了分局会议精神，并对夏曦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初步批判，同时也对其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对整顿部队，对进行党、团员登记等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而真正使夏曦放弃“左”倾路线，则是在“枫香溪”会议一个多月后。当时，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带着给湘鄂西分局的指示信，冒着生命危险，经过重重跋涉，于7月21日到达沿河。据记载，为了安全，使文件不受损，中央把文件内容分别影印在交通员两件白衬衣上。当时众人对此知之甚少，还是懂行的夏曦，他叫人小心地用棉花蘸土酒擦洗，才使密件慢慢显示出来。在信中，中央着重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此信经夏曦校阅后，交宣传组负责，樊哲祥刻印，装订成小册子，由贺龙同志签发，发至军部、师团连级。
8月1日至4日，夏曦又在酉阳县南腰界余家桶子主持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对肃反扩大化等问题作了认真检讨，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并坚决取消了第五次“肃反”计划。他还在军分会党员生活会上说：“在土地革命开始时期，我们的党，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党，我们党犯了许多错误。鄂西党也犯过许多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最后向党组织保证：一定牢记前车之鉴，重振党威，一定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坚持原则，维护革命利益，使革命事业免遭损失或少受损失。
贺龙的一声“老鸡（机）婆”让肃反路线在红三军内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也使党的路线和实际工作有了较为切实的转变，革命运动的烈火开始在黔东更加炽热地燃烧起来。
一场潜在的风波，终于得以化解，这是党之幸事，红军之幸事，也是人民之幸事。
杨飞、周鑫辉，《文史天地》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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