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0日 星期二

“联俄容共”让孙中山晚年陷入精神分裂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 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明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 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 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 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 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孙中山和宋庆龄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 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 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 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 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 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 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 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 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 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 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 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 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 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 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 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 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 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 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 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冒险】
  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 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 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 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 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 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 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 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也就只好选择半路 “逃回老家”了。
  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1924年1月16日回到广州,向 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 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3月,他曾致信廖仲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 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 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 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 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 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
  【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 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 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 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 见: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 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 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 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 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1月 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 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 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 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 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 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1 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 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 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 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 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 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 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 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2月9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 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 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 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 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 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 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 《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 1925年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 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 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80% 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 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 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 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

来源: 腾讯历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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