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苏区的男女关系（下）

蔡孝乾（1908年—1982年），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也是唯一随中共红军进行长征的台湾人，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出生于彰化县花坛乡。

　　蔡孝乾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任公学校代用教员，后前往中国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后蔡孝乾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

　 　1928年蔡孝乾前往中国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乾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乾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但是在1950 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蔡孝乾一周后叛变，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

　　之后蔡孝乾出任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以上是“公开结婚”的几个显著的例子。还有“秘密结婚”的方式，也不乏其例。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张闻天与刘伯坚之妻王淑贞的暧昧关系。张秉性浪漫，在莫斯科时曾与一俄女结婚。入江西苏区后即鳏居，时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党报委员会书记。刘伯坚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长期在前线。刘伯坚的妻子王淑贞初在瑞金红军学校任教，后调入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任祕书。不久，王淑贞就成了张闻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中成了公开的秘密。

红军西窜，刘伯坚留江西苏区被俘后遭枪毙。王淑贞也留在江西，刘伯坚死后再没有她的消息。

一九三五年红军西窜到四川省松潘之毛儿盖，张闻天复与刘英同居了。提到刘英，她是中共男女关系中应予大书特书的另一个典型。

刘英，湖南籍，在中学时即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恋爱结婚不久，被送往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另与人同居。入江西苏区后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经人撮合与伍修权（当时任教瑞金红军学校，兼任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结婚，仅同衾两夜，即宣布离婚，成为中共内部婚姻史中之趣闻，亦为“一杯水主义”之典型。抗战初期，刘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学”去了，张闻天复与刘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怀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产”，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乃为取名曰“鸿声”，以影射“闻天”。此一趣闻，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几乎无一不知。

四 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流毒

以上，我把江西苏区的男女关系、特别是把中共高级干部婚姻关系的几种类型予以简要介绍。中共在江西苏区推行的婚姻自由制度，冲击了赣、闽、湘、粤等边境广大的落后地区，破坏了这些地区固有历史文化傅统和伦理道德观念，换言之，中共在江西苏区所推行的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它的中心内容足以苏联的婚姻制度为依据的）和中共高阶层内部在婚姻关系上所表演的丑剧，深刻地影响了那些地区单纯简朴的农民家庭生活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在这里，我想再回忆一下中共红军于一九三四—三五年西窜到陕北苏区之后，将流毒于江西苏区的、标榜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和极端紊乱的男女关系带到陕北苏区的情况。

陕北苏区是由陕北土共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开创起来的。他们虽然执行着列宁主义的暴动政策，但他们在伦理道德观念方面多少还带着中国儒家思想所孕育的婚姻观念，所以他们所领导控制的陕北苏区，在婚姻关系上和男女关系上就没有发生过剧变。然而自从一九三五年冬江西红军流窜到了陕北苏区之陵，情形就大变了，那表现著苏维埃式的婚姻制度和基于自由恋爱的男女关系的闹剧在陕北苏区开始重演了。影响所及，原来淳朴的陕北农村家庭生活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九三六年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科长高朗亭在一次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召集的红军家属工作会议上激昂感慨地说：自从“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之后，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为“中央红军”老干部的结婚高潮；二为陕北红军家属的离婚高潮。显然这两个高潮严重地破坏了陕北苏区原有的淳朴的家庭生活。高朗亭率真地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苏区什么都好（笔者按，这是当时陕北干部对中央红军表面恭维的话，实际上并不如此），就是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最不好。意思是说，中央红军带来的“离婚高潮”最不好。

中共在江西苏区以及在陕北苏区所推行的“自由婚姻”制度，显然是根据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念而来的，而他们在江西苏区所颁布的《婚姻条例》（一九三一年）和《婚姻法》（一九三四年），不外是苏联《新婚姻法》的翻版。那么，苏联《新婚姻法》所依据的是什么呢？所谓共产主义的婚姻观念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这里，我想用不着详细敍述苏联新婚姻制度或所谓共产主义婚姻理论的具体内容；我们只要指出把“一杯水主义”的婚姻观念带进江西苏区的几个留俄干部之间所表演的几桩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自由恋爱故事就够了。

依我在江西苏区（一九三二—三四年）所看到的一些典型例子（前面已敍述），足以证明当时中共内部“一杯水主义”男女关系的盛行，显然是柯仑泰女士“自由恋爱”的流毒所使然。柯仑泰女士（Kollontay）是早期俄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性关系”与婚姻关系上，主张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之说，她以所谓 “波格达诺夫主义”（Bogdanovism）研究男女关系，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应在各种目的下，自由与异性结合，并提出所谓“性本能”说。虽然这种“学说”曾受到列宁的批评，惟由于她在一九二一年至二三年间担任共产国际妇女部书记，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年间先后担任苏联驻挪威大使和瑞典大使，遂使她的“自由恋爱”理论普遍流行于各国共党团里，严重地破坏了旧式家庭。中共在其统治下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盛行“一杯水主义”的自由婚姻关系，同样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观念。

选自《台湾人的长征纪录——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