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十三、身后萧条，托梦谁知？
父亲一直拒绝违心承认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早在1974年，大伯父章培曾为解决父亲的问题写信给陈云，又给父亲写信劝他检讨。父亲回信说：
听毛主席、周总理的话，我自省是百分之百做到了的。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而且我还认为他们并不喜欢那一套。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您为我事写信给陈云同志，甚感！我看这没有什么冒昧。说人好话是永远不会错的；兄弟间相知特深，更应该说。应该造成一种说人好话的风气，以代替那种诽谤人的歪风，我要看陈云同志，但不想说我自己的事。
在周病重、邓主持中央工作后，国家在1975年3月宣布特赦全部国民党战犯。父亲给毛写了一封信，谈及当年自己在香港是有工作的，应邀回来，是为了建设新中国；现在国民党战犯均已特赦，自己的问题多年仍未解决。父亲这封信意味深长，他是专业人士兼企业家，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舍家业而赴国事，请进门来却因言治罪，这不像是待客之道。
此信受到了重视，根据毛、周指示，中共中央准备为他落实政策。但父亲脾气倔强，完全有可能谈崩。高层考虑到陈云同他的历史关系，决定由陈出面约父亲谈话。
同年4月25日，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向他宣布了“摘帽”的决定。据当时一同谈话的张劲夫回忆，谈话是在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
就这样，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事后他对我母亲说：“戴帽子是错误的，摘帽也是错误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从来就不承认那顶帽子。”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恢复他全国政协委员、担任财政部顾问的安排未能实现。父亲“摘帽”之后，开始去一些老朋友家走动。当时陈铭德夫妇和章伯钧夫人李健生都住在灵通观大楼内，故人相见，恍如隔世。还有一些民主党派领袖的遗孀也住在那里，父亲去看望她们之后，有两位夫人惶恐不安地跑去对李健生说：“李大姐，这怎么得了！章乃器居然跑到家里来了，我们这个楼今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吗？”
1976年初周逝世、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之际，父母间曾谈及谁能担起治国重任的问题，父亲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邓。”
相比之下，父亲同邓的关系不如与陈云的关系好。一是邓在主持西南局工作时，曾批评父亲在川东搞“和平土改”；二是父亲主持粮食部工作时，邓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下令停止该部推行“米糠榨油”，父亲有不同意见。然而这些工作中的歧见，没有影响父亲对邓的客观评价；也没有影响邓当时对父亲工作的表扬，以及后来改正他的“右派”问题。
父亲象一盏风雪中的孤灯，熬过“文革”的漫漫长夜，黎明到来时已蜡炬成灰。1977年4月父亲病重，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住在北京医院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无论他一生多么顽强，终究年事已高，加上多年政治运动给身心造成的伤害，药石罔效，于同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
在“两个凡是”紧箍咒仍在束缚人们思想的形势下，八宝山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比起没有举行追悼会的罗隆基和章伯钧来，已算是一种礼遇。由民建中央负责人孙晓村所致的悼词中，在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时，还不忘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并登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末尾的简短消息中。这种带鞭尸语句的悼词，也算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条痕迹。
父亲辞世时，我尚在缧绁之中，不知道任何消息。也许是父子间的一种心灵感应，我做了一个梦：父亲熟睡在床上一动不动，我担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三张白纸，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张，上面竟一个字也没有……
不久母亲来探视，告诉我父亲逝世的消息，当时的场景心情，我不忍再付诸笔墨。回到监舍后竭力不使旁人看出悲痛，我要象父亲那样保持尊严。这时突然有一位小青年问道：“你家出事了？”我沉默不应，但接下来的话却令人大吃一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看你，他是你的爸爸。老头对你说，我要走了。你们谈了一阵，便送他出了院门……”
5月13日父亲逝世那天是周五，即西方人所说的“黑色星期五”。我猛然想起，当日我所在的远郊关押处，发生了一场局部的小地震，所有的人都惊慌地跑到院中，然后天就下起雨来……这场地震未见任何报道。一年后又做一梦：走入一座黑漆漆的森罗大殿，供桌上有一影壁形的楠木座牌，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稀辨出顶端有“赦免”二字，下面是一大串人名，我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不久，便在父亲的老朋友陈云过问下重获自由。
后来听说，那位小青年得胃穿孔死去。回想他的面相有些奇特，是山根凹陷的夭寿之相，并有些象庙宇中的罗汉。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红尘世界真若一场大梦。父亲后来很少入梦。据一位活佛说，他去了一处遥远的好地方。我想应该是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吧。
父亲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经历两场民主革命，始终做着一个强国之梦。1933年他曾与一百多位知识分子一起，在《东方杂志》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1946年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借主人公新年之梦，描画出一幅民主富强中国的理想蓝图。他晚年写过一篇《冥冥中的上帝》，认为造物之手自有安排。他不信神，但已相信命运。
父亲的命运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但他们这一代人的奋斗，结局都不美满。
不思量，自难忘。父子生离，竟成死别。最后的一面，也是在梦境中。
我至今未悟出抽取出父亲枕下三张白纸之一的含义，难道他是要我在上面描绘一幅新的画图吗？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永久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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