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国际纠纷，日本、英国、俄国都有占领或控制朝鲜的企图。1884年12月，日本策动“甲申事变”，试图推翻当时亲清廷的朝鲜政府，而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885年4月，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企图占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结果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反对而作罢。
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称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在觊觎朝鲜元山口外的永兴湾。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洋和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借以显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力，制止敌国可能的侵略企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又奉命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并留下“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加油和修理，“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铁甲舰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不料此举竟酿成一场骚乱，被称为“长崎事件”。
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市民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对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长崎港码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铁甲巨舰，长崎市民充满了惊叹、羡慕和愤懑的复杂情绪，最终酿成一场骚乱。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有个别水兵跑到妓院嫖娼而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当时的《长崎快报》报道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在一份报告中则称：“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后来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在李鸿章看来，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8月15日，舰队放假，数百中国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中国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而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双方死伤80余人，其中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当地市民也负伤多名。
事后，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开始日方态度强硬，中方也不甘示弱，甚至在中方代表中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双方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协议，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不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予抚恤：军官、警官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亦由日方支付。在交涉中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通过据理力争，总算为国人挽回了一点面子。
“长崎事件”虽然得以了结，但在日本当局的挑动下其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却因此被煽动起来。日本朝野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当时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出现一句流行语：“一定要打胜‘定远’。”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之下，甚至连天真幼稚的小学儿童也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即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北洋军舰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会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心理，日本朝野拼命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也由此被煽动起来。此后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加强舰队建设，务期超过中国。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也都竞相为海防捐款，捐款数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先后提出两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号、3172吨的“秋津洲”号和1584吨的“八重山”号4艘军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由于日本军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又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了北洋舰队。对此情况，清廷官员也曾电告北洋水师，但李鸿章认为，“倭人治海军，筑台垒，或以欧西将有变局，预为巡防”而已，以致北洋水师在建成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墨守成规，没有太大的发展。1891年，日本为了要在国内制造扩充海军军备的舆论，并对中国舰队作战能力进行摸底，特别邀请北洋舰队正式访日。4月21日，在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安排下，北洋舰队在完成了给俄太子护航的任务后，稍作休整，便于6月26日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崴起程正式访问日本。
6月28日，北洋舰队编队到达日本马关，次日开赴神户，在神户加煤添水后按预定计划直驶横滨。7月5日抵达横滨港，北洋舰队随着旗舰“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进港口，“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
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得“礼意其隆”。7月9日,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7月10日,日本外相夏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后花园举办游园会，招待北洋舰队将领。日本海军方面也以招待会的形式招待北洋官兵，特别是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而清政府也表现出一个传统礼仪之邦的风范,作出了必要的答谢，力表“两国同文共域之邦交谊日亲”，并对两国日增之友谊感到十分“欣悦”。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通过这一活动，北洋舰队在礼貌地答谢日方接待的同时，再次向日本人炫耀了舰队的威容。日本朝野人士参观完7000吨级的“定远”和“镇远”舰后普遍感到羞惭，诱发了日本国内的惊恐情绪。日法制局局长宫尾崎三郎事后记述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先登‘定远’号。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停泊在旅顺港内的北洋水师军舰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12时进午餐，下午1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21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时事新报》报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北洋舰队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随后丁汝昌率舰队前往长崎访问。北洋舰队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历时40余天的访日全部结束。
北洋舰队的这一次访日，又对日本朝野产生了巨大震动。日本政府认为必须加速日本的海军投入，把建设一支足以对付北洋舰队的海军作为其“最高命令”。日本松方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1892年，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尔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这一年，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共有各种军舰55艘，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和北洋舰队相抗衡的海军力量。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积累的海军优势，基本上被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较量中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崴而全军覆没。昔日北洋舰队访问日本的荣耀，也随着北洋舰队的沉没，而淹入历史之中。
作者:王仕琪，来源:《湖北档案》2011第2期，原题：“北洋舰队”的两次日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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