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录——章乃器在“文革”中（4）
作者：章立凡
四、如棋世事，旧雨寒温
王嬢嬢在1967年春天就去世了，父亲变成了孤老头。好在那时学校停课，我有不少时间可以陪他。父亲想与老朋友们恢复联系，但通讯录抄家时被抄走了。他首先想起了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于是我成为“信使”，去东四十条豁口的康家探望。在康老的女儿罗仪凤帮助下，查到了不少父亲老友的地址。
接下来我去拜望陈铭德1、邓季惺2夫妇，这一对创办中国著名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老报人，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多年来与父亲往还最多。我家经济拮据时，两老每月都有所接济。他们被抄家后，赶出南池子自置的小洋楼（这座楼房，在当时政协委员的住宅中是最讲究的一座），搬到建国门外灵通观的一座公寓大楼内，楼内还有抄家后新迁入的龙云夫人、李觉（何键的女婿）等。
我悄悄登上大楼西端的二层，见到了陈、邓二老。过去的印象是陈铭德儒雅，邓季惺精明，如今的感觉只剩下小心翼翼。他们详细询问了父亲被抄家的经过和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没有多谈自己经历的劫难。陈铭德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念了第174页的一段话：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小声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毛主席的这段话，给令尊看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经常利用伟大领袖的语录作为工具，暗中传达自己的信息，我不大明白其中的寓意，便起身告辞。
回家向父亲禀报，他想了一下，命我取纸笔，口述了一段话，叫我过几天再送去。其中的主要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我是民族资产阶级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急先锋’，很早就已经把财产捐献给国家。古人云‘天道好还’，1957年黄炎培说我是‘求仁得仁’。现在回想起来，我确实过早地给自己刮了‘共产风’，有意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身后萧条’的下场。不过，我现在如果过着比别人更好的生活，我将无法面对那些一起走过来的朋友们。”
陈铭德看了父亲的回复，没有再说什么。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问：“父亲现在每月给你多少钱日用？”我答：“十元。”他说：“以后不要从你父亲那里拿了，这笔钱每月从我这里给你吧。”他还说：“你父亲年纪大了，你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生活上还是要照顾好他。”这笔每月十元的接济，持续了将近一年。
父亲还派我去拜望过两位湘籍老人，一位是仇鳌，一位是章士钊。
仇鳌3又号半肺老人，是湖南著名耆宿，曾推动湖南和平起义。仇老那时已经九十岁，住在北新桥草厂胡同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与一位弟子交谈，见我来到，那位弟子很快告退了。老人问起父亲的情况，我述说了父亲九死一生的经历，老人叹了一口气说：“别说是令尊了，连我这个九十岁的人，都被红卫兵打了！”
老人曾是毛的师长，但反对“痞子运动”，罗章龙说他曾策动“马日事变”（有些记载则说法相反）。不知他以九十高龄遭此劫难，心中作何感想？我向仇老转达了父亲想来看望他的意思，老先生说：“令尊就不必亲自来了，还是我去看望他吧，请转告他好生保重。”看来，风烛残年的老人，已经不起世事风波了。我回家向父亲禀报后，就没有再去打扰。
章士钊（行严）先生与我家是同宗，但他家是湖南人，我家是浙江人，追根溯源同为炎帝之后，姜太公的后代。姜姓后代封地在鄣（今山东章丘县），战国时被齐所灭，子孙以国名去邑为姓。
章士钊在“反右”以后，曾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话勉励父亲。他给章行老的信，写得就比较长些，还提到了行老当年对他说那段话。也许是“苦”、“饿”、“劳”、“空”都已遍尝过了吧，父亲着重谈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以及自己亲自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的情况。
我敲开行老在史家胡同的宅门，先见到的是他的养子袁绍良，小袁把我让到西厢房的客厅，拿着信去正房禀报，过了好一阵，洪钧彦（章含之的前夫）出来见我，转达了老先生的意思，说是信老先生认真地读了，待到能够回信的时候便会回信。我知道这次不会有回复，便起身告退。
父亲还有一位需要看望的宗兄也姓章，那就是1957年一同被钦定为“右派头子”的章伯钧先生，这可是个高度危险的任务。出使之前已编好一套假话，遇有“小脚侦缉队”盘问，就谎称是找错了人家。我高度警惕地敲响了地安门东吉祥胡同章宅的大门，见出来的是伯老的大女婿柴君衡，才松了一口气。
我发现章伯钧一家挤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偌大的庭院到处贴着封条，一副破败的样子。门房潮湿阴暗，里面放着一张紫檀木的躺椅，还有两个樟木大柜，刻着“经部”、“史部”的字样，看来这曾是他家藏书的柜子，但“子部”和“集部”已经没有了，这点家具似乎是宅中仅有的劫余之物了。伯老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章伯母李健生也凑过来，一起谈“红八月”以来的经历。临走的时候，两老打开一个铁盒，里面是他们的亲家（小柴的父母）从苏州捎来的两块月饼，伯老包上一块对我说：“我不写回信了，你把这块月饼带给父亲。”
回家向父亲禀报后，父子一同分食这块代表着思念和团聚的月饼。这是我平生吃月饼的经验中记忆最深的一次，老一辈中的患难情谊，已尽在其中了。
注释：
1) 陈铭德（1897—1988+1）四川长寿（今属重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政治经济系。1929年在南京创办《新民报》，任社长、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迁重庆出版。1945年后，在上海、南京、北平、重庆、成都五地出版日报和晚报，拥有“五社八版”。1945年，当选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7年，《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1948年12月出走香港。建国后，长期任上海《新民晚报》顾问，1957年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委员、常委、监委会副主席。1988+1年逝世于北京。
2)邓季惺（1907—1995）名友兰。1923年入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1930年入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1933年毕业后，入南京在司法部工作，后辞职，执律师业。1937年，接受丈夫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任副经理，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1937年将报社股份化集资五万元，成立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最终使该报发展为五个分社，出版日、晚刊八版，成了中国四大报系之一。1947年通过“自由竞选”成功当选立法委员，1948年赴香港。1949年后定居北京，各地《新民报》相继被政府接管，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与陈铭德一同错划右派，1980年后改正。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常委，全国工商联委员、常委。1995年在北京逝世。
3)仇鳌（1897-1970）湖南汩罗人。原名炳生，字亦山、一山。七十二岁时患肺癌割去右肺，自号“半肺老人”。自幼随父兄习农事。十六岁入乡塾， 1902年应长沙府学试为生员（秀才）。1904年赴日本留学，首习师范，继学政法，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先入“华兴会”， 1905年转为“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仇奉命回湖南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1912年被推为国民党湖南支部副长，并出任湖南省民政内务司司长。 1913年参与讨袁运动。1917年随革命军回到长沙，任湖南交涉外交司司长兼长岳关税都督，创办了船山学社。1921年，毛、何叔衡、李维汉等在船山学社内创办自修大学，仇筹集资金数千元支持。1923年游学英、美、法、意等国。1825年经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亚回国。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入湘，主持《湖南民国日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战地政务委员，后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自南京回湘任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湘、鄂、赣敌伪产业接收清查团长，湖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并主持湖南文献委员会。1948年协助程潜筹划湖南和平运动。湖南和平解放后，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11月应毛电约入京。旋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第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1970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遗《半肺老人吟草》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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