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二、残虐荼毒，人间何世？
父亲抬进协和医院后，先是被拒绝救治，后来又获得治疗，但具体经过如何，我一直不忍细问。多年后章伯钧夫人李健生对我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医院当时不给他治疗，他挣扎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字条说，‘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后来总理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你父亲这个条子，救了很多人，连同我们在内。”
父亲从医院被送回家，但苦难并没有结束，总共在各种酷刑和侮辱中度过了八个昼夜，这段日子里他一直绝食。红卫兵还将重病中的王嬢嬢，从医院的病床上光着脚拖回家里，铰了头发一起批斗；并将父亲的藏书全部堆在院子里，燃起熊熊大火，架住他的身体，在烈焰烤炙下推搡殴打……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曾有某红卫兵向他炫耀“革命”经历，出示一本珍藏的像册，内有将父亲踩在地上、架起双臂批斗的照片，取义于伟大领袖“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教导。
在令人发指的暴行面前，有不少人自行走上绝路，如老舍先生即是。父亲之所以作出另一种选择，是他不愿死得不明不白，需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血腥的历史。灯下翻阅父亲1967年写成的《七十自述》，我总会想起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
父亲记述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抗战前夕“七君子”被释放前在监狱里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他们坐牢多日，从他们的神态衣着上可以看出他们在监狱里得到的待遇。
水火鞭枪的肉刑我不忍再说。当年时兴墨彩涂面、戴高帽、挂黑牌侮辱人，真如鲁迅诗中“万家墨面没蒿莱”的惨景；所谓 “肮脏的食物”是些什么东西，我始终不敢问父亲。不过后来听说，某小学的“红小兵”（小学红卫兵）毒打他们的女校长，并将窝头抹上粪便，强迫她吃，校长不肯，便将她按倒在地，用木棍往喉咙里硬捅，最终将校长捅死。
一位国外心理学家说：“儿童是残酷的。”鲁迅曾沉痛地发出呼吁：“救救孩子！”父亲在自述中谈到那些共和国同龄人时说：“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当时他曾充满怜悯地问施暴的红卫兵：“你们还是些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有海外学者举某某事件为例，说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但“文化大革命”是大革一切文化的命，既“杀父”又“杀子”，连道德良心也一齐杀。当年那些体验过虐杀快感的红卫兵小将，而今已过知命之年，有的恐怕还官居高位，不知清夜扪心，可感到一丝丝愧疚？
历史是科学，有谁可曾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历史的每一页都沉重，不是那种可以随手掀过的广告宣传册。如今刚纪念过“文革”发动者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又怎能让人单独遗忘那段仍在滴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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