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本世纪之初，有位老战友寄给我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地下党的16字方针。这位朋友很怕因此被扣上“泄密”的罪名，所以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外传，更不要在写文章时引用。近年来，先后看到《炎黄春秋》上穆广仁及其他朋友的文章中，公开披露了这个16字方针。最近又读到《潮汛》第一期105页的内部文件，也是曝光此事。因此，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党内秘密’，因而可以公开讨论了。
我认为：这个16字方针是非常错误的。所谓‘16字方针’全文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整个方针根本就不提‘团结’二字。建国之初，百废待举。急需团结全国各方面人士共同建设新中国，因而首先应该强调的就是‘团结’。党内更应如此。对于党内、自己的同志，竟然绝口不提‘团结’，反而强调什么“控制”、“淘汰”，敌对心态历历呈现，真是荒谬至极。
首先，‘降级安排’显然是偏见与歧视的产物。
当革命斗争火热进行时，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必须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彼此、不计利害；方能够众志成城，方能坚无不摧、攻无不克。可是，当大功告成，稳坐天下、论功行赏时，问题就来了：如何分配胜利果实？谁的功劳更大？谁应该坐第几把交椅？换而言之就是：整块胜利的蛋糕该如何切割、分配？
这取决于谁来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谁手中。
历史安排了毛泽东来切这块胜利的蛋糕。因此，他掌控的党中央才搞了这个内部文件。文件规定：不管原先有什么功劳，现在都要降一级安排。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呢？1949年9月17日邓小平在南京市干部大会上有个内部讲话。他说：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瞧！在功劳簿上排座次，地下党被排在最末位——老三。
在革命队伍中，有各个战线、各个部门，都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无法互相攀比的。一定要在武装斗争和地下斗争之间，分个高低，排个前后，就好像要区分女人和男人谁更重要一样，是荒谬绝伦的。又好比要区分人的各个器官哪个更重要一样，同样是违背常识、无知的表现。前些年有个相声叫“五官争功”（好像是姜昆和他的徒弟们合说的吧？）最后也难以分辨出哪个更重要？这个相声无疑也是讽刺这种既无知又无聊的人。
但既然有人提出了按功劳排序的问题，我们也不妨研究研究。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因此不能笼统地排序，而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在什么事情上。例如：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蒋介石围剿苏区时，曾经制定过一个“铁桶计划”。如果这个“铁桶计划”实现，必将把苏区和红军全部消灭干净。那么此后的一切都不存在，更不可能有毛泽东登上‘宝座’。历史偏偏出现怪异，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叫莫雄的人，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因而有资格参加那个在庐山召开的极其机密的高级军事会议，才获悉“铁桶计划”的全部机密。可他又是中共的密探。在得知这个机密之后，马不停蹄地立刻转告了中共中央，并且派出叫‘项与年’的人，历尽千辛万苦把情报送到苏区，从而挽救了红军，保存了这颗革命的火种。才有此后的‘星火燎原’，才有此后的一切。在这件事情上，谁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不言而喻。没有莫雄和项与年，就没有此后的一切，哪里还会有什么党中央、毛主席？什么解放军？
其次，即使是在军事斗争中，如果没有地下党的配合（提供情报、实行策反等等）哪里能够如此顺利地、势如破竹地夺取全国胜利？
因此，那个排序的功劳簿既违反逻辑和常识，更不符合事实，完全是从实力出发，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地下党成员的情况复杂云云。任何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环境中，每时每刻都不可避免地要和各种人发生来往，产生关系。地下党的成员如此，根据地的干部也不是从外星空降到地球上来的，同样会有各种社会关系。未必就那么单纯、清白。毛泽东本人就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而且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如此说来，是不是也应该算个“反动党团的骨干”？毛泽东的老婆江青，曾经被捕过，经过自首才出狱。那么是不是也应该算个“叛徒”？为什么这些人就不复杂，而唯独地下党人的情况就‘复杂’呢？
第二句话是“控制使用”四个字，没有主语。谁来控制？当然是延安派来的和南下的干部了。这“控制使用”四个字就埋下了各地区、各部门中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之间矛盾和纠纷乃至内斗的定时炸弹。有了“控制使用”这把‘尚方宝剑’那些南下干部就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对待地下党人。矛盾的解决一定是南下干部克服地下党员干部，纠纷和内斗的结果当然是地下党人被批评、处分、最后被淘汰。
最后一句是‘逐步淘汰’。所谓‘淘汰’者，实际就是消灭也。难道说地下党人都是阶级敌人？应该淘汰和消灭？是的，历史事实正是把这些人当成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消灭。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莫雄先生的遭遇就雄辩地说明了一切。
解放后，在叶剑英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下，莫雄从香港回到大陆。可是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幸亏有位中共要员古大存仗义执言。他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来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河拆桥？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竟然无人做声！”，这才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幸免。文革时更升级为“江南第一大特务”。直到1980年去世时，头上仍然戴着‘反动官僚’的大帽子。可以说：死不瞑目。而那位曾经为莫雄慷慨陈词、仗义执言的古大存后来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分子；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条重罪。以至于在文革开始，即遭受迫害，1966年11月4日含冤逝世。
其余的地下党员，也大部分在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中，身陷‘阳谋’。即使逃过了1957年，也逃不过1966年，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更令人诅咒的是：有位周居正的命运更为悲惨。他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有幸逃出渣滓洞，因而被称为“脱险革命志士”。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当他他们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消息时，立即撕下被面欢欣鼓舞地同罗广斌等人一起，在狱中绣制五星红旗（此事迹后来却被张冠李戴、移植到电影《烈火中永生》的 “江姐”的身上）。但后来竟然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1964年春，竟被冠以“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杀害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这位革命者不是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而是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这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制造出来的荒唐剧。还有许多人也是在劳改、劳教等等艰苦的环境下，累死、饿死、打死，一个个地含冤而亡。
对地下党人的歧视、排挤、打击以至消灭的方针，和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是密切相联系的。早在1925年，毛泽东在自己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势力。只是后来形势发展、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在收入《毛选》时已作过大量删改，以至于面目全非了。虽然在文字上可以改动，但牢牢扎根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烙印在他脑海中、融化在他血液里、对知识分子敌对情结却没有、也不可能删去，始终伴随着毛的一生，支配他的所作所为和全部施政方针。
我还记得当时还有个专门针对国民党留用人员的16字方针，全部文字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但只记得最后一句也是‘逐步淘汰’四个字。看来，这个文件是把地下党和留用人员同等看待，列入要消灭的对象了。这个文件的精神总起来看就是排除异己、唯我独革。20多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了反右、反右倾，直至‘文革’无一不是为了消灭异己。到了最后，毛泽东的身边只剩下那个‘妾身未分明’的小女人了。不亦悲乎？
作者：胡显中，五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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