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新政协”和制宪建国
现在谈谈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和制宪。
解放军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打平了天下之后，中共要组织个新政权了。他们认为在抗战后，该党本愿意跟国民党及诸小党，乃至海内外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来组织个“联合政府”嘛。毛公为此，还着了一本小书呢。可是这一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单方面破坏了，如今蒋介石被打垮了，他们要开除国民党和附国的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会籍，由“共产党领导”，包括原有的民革、民盟等诸小党派，和海内外民主人士，再来组织个“新政协”，一切从头来过。
经过一番筹备之后，这个“新政协”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首次集会于北京，到会代表一百三十四人，代表各小党和各社会团体二十三个单位，并正式分组拟定“共同纲领”（等于临时宪法），选定国旗、国歌，以及各级政府组织法和人选的草案。再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至九月底再次开会时，代表人数已增至六百六十二人，代表团体也增至四十五个。这就算是新政权的临时国会和立法机构了。
据当事人回忆，在毛泽东主持的会议之中，有关国号的讨论时，毛曾主张维持“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而为华侨老财东陈嘉庚所激烈反对。陈主张毛的新政权，应当与蒋的旧政权彻底划清界线，绝不能再用“中华民国”这个老国名了。几经辩论，终于接纳了张奚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年前余访陈嘉庚墓，见其被红卫兵砸毁的墓墙上所刻的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浮雕，不免感慨系之。当年如没这位热爱水浒底老华侨的乱干国政，中华民国的国号，如果没有被废除，则今日海峡两岸的“两国论”，就说不出口，事情就好办多了。有地位权力，可以一言兴邦丧邦者，动用鸟嘴，可不慎哉。
国号之外，与会者也接受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五星中之大星，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四小星则代表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大团结”）；老“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并选出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及以下官员数十位。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下午二时，北京天安门前，礼炮二十八响之后（象征中共革命二十八年），毛主席揿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空，全场一片欢呼，中国历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正式诞生了。
毛泽东自叹战略错误可是这时人民政府虽已在北京成立，中国大陆并没有全部“解放”。新中国尚未弥月，解放军精锐第二十八军有三师之众，登陆金门时（十月二十五日），过分轻敌，诸将也争功冒进，古宁头一战，竟被打的片甲不还，使该军总指挥叶飞，望海痛哭。毛泽东也承认在华南打了败仗。
这时舟山、海南、和台、澎、金、马等东南沿海岛屿，尚在国军掌握之中，不用说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十月十二日），在西南中国，川康云贵的半壁江山里，也还驻有大军百万。代总统李宗仁虽已逃之夭夭（十一月一日离渝，十二月五日飞美），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还在台北、重庆之间飞来飞去。中国共产党如何结束这场内战，完成中国的统一，也还有好一场结尾的扫荡工作要做呢。
据毛泽东后来的回忆，他在这项扫荡作战中，犯了一记战略上的错误：他不该先解决西南；以后再图台湾。他说他应该集中二、三、四野的全部精锐，先把台湾拿下再说，台湾彻底解放了，然后再挥军西，去解决川康一带胡宗南和宋希濂的残部。他不此之图，先挥军西上，川康之间正打得势如破竹之时，东北海疆，忽然晴空霹雳，一场韩战在朝鲜半岛上突然爆发了。原把台湾和朝鲜，都已划在美国防守线之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这时未加思索，便把美国第七舰队调入台湾海峡，把大陆和台湾之间凭空建起了一条好鸟难飞的钢铁长城。那原是危如累卵的台湾，这一来，一夕之间，就安如盘石，固若金汤，以迄于今了。
毛泽东事后叹息他战略错了。但是先打西南，后打东南，朋友，伟大的毛主席错在何处呢？他并没有错嘛。尤其是在古宁头一战之后，毛氏可能意识到，海上战争，他未可轻发，所以才决定，先打那叫有把握的山地战，而舍东就西。但可能影响他决策的古宁头之战，也是个天大的偶然嘛。兵骄者败，兵哀者胜，国军守将汤恩伯、胡琏最初也无必胜的把握呢。
抗美援朝的复杂后果至于“高丽战争”的爆发，那就更和当年的“西安事变”一样，纯粹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了。当年的“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却救活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中国共产党。
天道好还。这次的“高丽战争”，也改写了中国历史，改写了世界历史，但在垂死的边缘，它救活了奄奄一息的中国国民党。若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死里逃生，高丽战争和西安事变，对国共两党所发生的作用，真是异曲同工。两党都是在枪毙之前，突然获救，五十五十，彼此彼此，十分公平。
朋友，这一连两三个改写了人类历史的“偶然”之发生，虽云人事，岂非天意哉？您能说我迷信？历史本是“必然”和“偶然”交互为用，慢慢地制造出来的呢。可是由于这些偶然的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也随之同时改辙。最明显莫过于中共在外交上搞其“一边倒”，在内政上走“极左路线”，和美国对蒋家政权的心回意转，让这个垂死的国民党政权，死灰复燃。因此中共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也就和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战争”一样的，功亏一篑了。
一场“韩战”，打了三年，中国单方死伤超过百万人（官方只说三十六万，笔者近周在纽约曾与一位来美探亲的韩战老兵，细说当年。他说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是整营整营的死亡。虽毛泽东的儿，亦不能免。战况之惨烈，非常人所可想象也）。其后遗症至今未灭。长话短说，那就是它打出美国共和党的极右政权，产生了疯狂的“麦卡锡主义”，竟至把美国国务院中的亲华、知华，和会华语的专家，一网打尽，并以中国代替苏联，成为美国天字第一号的敌人，而加以围堵围剿。苏联反退居第二，有时且向美国讨好，谬作中美两仇之间的调人。北京反要向莫斯科赔偿战债。搞国际外交，天下还有比这更笨的笨蛋？言之可叹。
更可怕的是，一场高丽战争，也打出个中国“极左路线”的内政，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来。最可叹的是，美国向极右发展，只是短期的和政策性的，其主要运作也只限于外交界。等到他们发现错误时，还是那个共和党极右派政客的尼克松。
中国向极左发展就不然了。中国的极左路线则牵涉到，有永久性的意识形态。它不但影响了外交上的一边倒政策，在内政上更是极左政策的一竿到底。终至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死人数千万，受害者数万万，历时二十余年，至毛死后而已。其遗患至今未了也。
归根结柢，其关键在那个偶然发生的“韩战”。但韩战真是偶然发生的吗？它是不是经过斯大林的精心设计，想利用金日成那位莽夫的鲁莽行动，来拴住北京的老毛，以防他在美苏之间浑水摸鱼，而取其渔翁之利呢？远在淮海战役期间，斯大林曾特派米高扬去西柏坡警告过毛泽东，认为解放军不可“渡江”，借口是怕美国介入，会引起第三次大战，为毛氏所婉拒。一九四九年末，毛泽东在莫斯科谒史时，曾为此违命而道歉。斯大林莞尔说：“胜利者是没有错误的。”中共解放军渡江未几（一九四九年四月），金日成就挥军南下（一九五○年六月），金某竟敢瞒住斯大林而单独行动？常识令人不能相信也。斯大林如先知金军南下，为何不派米高扬前往阻止？也难令史家释疑。各种迹象显示，韩战分明就是经过斯大林精心设计，至少是默许才发生的。史氏之目的盖在拴住毛泽东，免其变成亚洲之狄托也。而毛泽东也就甘愿陷入斯大林之圈套，而不能自拔，也真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也是俗语所谓“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吧。
高丽战争与惩越之战但是“抗美援朝”也有其歪打正着的一面。第一是它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记得国共之战打到尾声时，有一新闻记者访问我们哥大的老校长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曰，假如美国要出兵援蒋，需出兵几许，始能逆转战局？艾氏伸出两个指头。记者曰：“两军？”艾氏微笑说：“两师。”可见其对中国之轻蔑也。但是韩战却给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元帅一记大耳光。也足使整个世界媒体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做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今日稍微抬一抬头，谁说不宜？
“高丽战争”对中国内政，所发生底建设性影响，那就和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所发动的“越南战争”，有其异曲同工之处了。自秦始皇而后，中国军队一向都讲求“系统”，近代尤然。国民党军终究有所谓“中央系”、“桂系”、“西北系”、“东北系”，和数不尽的所谓杂牌军。共军中始则有所谓“方面军”，国共内战时，又分为四个“野战军”。表面上是属于中央军委统一指挥的，骨子里各野战军也各有其系统，中央军委对他们的指挥，也只能因势利导。尤其是像邓小平这样“二野出身”的军委主席，他指挥二野或可如臂使指，指挥其它“系统”，就难免有些不顺手了。但是为着打一严重的对外战争，这就给中央军委提供了法理根据，来抽调各系统的精锐，作集中训练，并加以混编（“混编”是国民党裁军时，设法消灭杂牌军的老办法），这一混编出的新系统，就是人民政府精锐的中央军了，虽然在解放军体制中无中央军其名，然有其实也。
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系统当然更为复杂，纵以毛泽东的声威来指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可是为着打这场生死存亡的“抗美援朝”，他们就要认真的打散各野战军，抽调各系统的精锐，加以混编，来统一指挥。三年韩战，打得四野全销，解放军就真正的统训统编，军委毛主席指挥起来，也真就如臂使指了。所以一场韩战，对毛泽东的整军裁军的计划来说，也真是若有天助也。邓小平后来打越战，也是如此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里，开国之后，裁军整军都是第一难题。而人民中国在建国之后，未费太多气力，贺龙（一野副）就乖乖的去打桌球，当体委；刘伯承（二野）也缴出兵符去办学；陈毅（三野）遵命去搞外交；林彪（四野）安心去俄国养病。只有一个毛主席最信任、最亲密，过去合作关系也最好的“彭大将军”，彭德怀（一野正）保存了军职做国防部长，抗美援朝时奉旨出任中国志愿军司令员。这计杯酒释兵权，固然是老毛通天的本事，但也是诸将识大体，和对美帝作战的生死交关，有以致之。毛当时对彭老总宠信最专，谁知伴君如伴虎，这也是彭德怀这位有圣贤资质的爱国军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呢。朋友，彭德怀凭什么要死于非命，而死得那么惨？但是中共的解放军就是经过韩战这场血的洗礼、血的训练，而成为一支真正的世界级的武力。一九六二年那位不知轻重的文人学者尼赫鲁，居然地想抹抹老虎屁股，解放军才稍微动一动，印军就全军覆没，全国震惊。解放军如真的倾巢南下，全印也就要被“解放”了。那时笔者曾被哥大派往新德里公干，目睹印度朝野之举国惶惶也。
中国是毛泽东思想的实验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建国之后，在“文治”上，也颇有开国气象。首先，那原是代替国会的“新政协”就改为“中央人民政协”，作为安抚小党派、民主人士，与少数民族的顾问机构。各省也各有其省级政协，以安抚只有地方性的“民主人士”和被改造释放的国民党战俘。这一安排也颇为成功，以迄于今。早期“新政协”所制定的“共同纲领”，原是作为“临时宪法”之用。建国五年之后，几经制宪委员会的努力，至一九五四年，就正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取代了。北京的所谓“联合政府”，也就变成正式的中央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中最高领导的班子依旧，只是原先的“政务院”则改名为“国务院”了。
人民中国这第一本宪法，也是包罗万象的。举凡现代政治学理上，所有的新鲜事物，无不应有尽有。尤其是它明文规定了，五年一任的国家元首（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制度。这一制度如果认真地执行起来（像美国开国时的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一样），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开国领袖，一个接一个的接下去，未始不能替人民中国慢慢地建立出一个稳定的接班制度来。在一个“国家强于社会”的国度里，先把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其下各种制度，随之渐渐的纳入正轨，如此，则转型期的中国，就可迅速的驶出这个可怕的“历史三峡”了。不幸的是，在这段帝制转民治底转型运动的中期，接班（帝制时代叫做“立储”）问题，便是个最难解的问题。原先的真皇帝都解决不了，如今半皇帝、假皇帝，所谓主席、总统者，就更难解决了。下章再专论之。
建国初期的党政组织和意蒂牢结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究竟做了些什么事呢？一般说来，它和汉唐宋明等传统朝代，也是大同小异的。大同者，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制度”：一个皇帝高高在上，中央集权的北京政府，由三公九卿组成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cy）体系。地方政府则郡县乡镇三级制一竿到底。“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一制度，两千年未变，而人民中国继承之也。只是在遴选候补官吏的制度上，它所采取的却是一种带有时代性的“入党做官”的办法。推行起来，比帝制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考试制”，还要落伍一点罢了。
另外迭床架屋，他还有一套，和政府机构平行，而更具决策权力的党的机器。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一省的行政首长应是省长；一校的首长应是校长；一个公司的首长，应是总经理。可是在共产中国，则一省首长却是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一校则是校委书记；公司工厂，也是厂委书记。甚至学生自组的学生会，也是书记当家。“六四”在天安门领导闹学潮的王丹，原来便是党中派出管治学生的党小组的书记。他年轻气盛，却承继了北大自由主义的传统，舍鱼而取熊掌，才在党内造起窝里反，而享名世界的。
这种以党为大，党指挥枪；党指挥政，指挥一切，在“进城”前，都是必需和有效的。进城以后，富有天下，把一时权宜之计，当成永久性的制度，就要出纰漏了。毛公所以在历史上，以独夫终篇，便是打不开这个死结的结果。国民党还有个“还政于民”的口号。共产党则是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全世界资产阶级还未消灭之时，则是一党专政到底，决无还政于民之心。这也可能就是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死结罢。
不过话说回头，当年国民党搞“以党治国”，还搞不到共产党这个水平呢。蒋介石以前曾批评过王安石，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便是他少了个中央政治学校，没有训练出足够的干部，来执行他变法的政策。但是在训练干部上，毛公可能就要暗笑蒋公是小儿科了。在搞“土法炼钢”时，毛就吹牛说，他一次能送“九千万人上阵”。蒋介石搞土法炼钢，中央政治学校能训练出多少干部呢？
蒋、毛二公俱往矣。青岛康有为墓里，老康遗骸的头骨，也被红卫兵弄丢了。他们三位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者啊。现在我们不叫变法，叫转型。从帝制遗规，转出个民主法治，要智慧加机运，再加实验时间；横的好的要移植，纵的好的也要承继。如此，至少要两百年，才能慢慢地“变”出个新“法”来。哪能一蹴而几？读者公婆，请稍安毋躁，中国还要再实验四十年，我们就可能有个象样的民主制度出现了。否则就再等一百年，它迟早是要出现的，急有何用？
农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至于土地政策，人民政府所采取的也只是王莽的新朝（公元九年─后二十四年）所实行底“复井田”的土地公有政策。它先搞“土改”，从事分田。分久必合，然后进一步组织“合作社”，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这本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甚至也是传统儒家所谓“大同之治”的教条。国共两党都列为最高理想的。中共建国以后，按照宪法和党章，也是要亦步亦趋，加以推行的。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迷信和曲解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偏信了列宁主义阶级仇恨之说，建国以后，以政府统治机器，泰山压顶的力量，关门杀狗，一举把“地主”屠杀了八十余万人（实际数目显然远大于公开的数字）。这种阶级净化的革命手段，和近时科索伏的种族净化，实是异曲同工。如此以滥杀方式来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近百年来的人类历史已充分证明，不但不构成一项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底并发症和后遗症，尤其可怕。因为杀人是有瘾的。“我好杀人人杀我，头颅一样滚瓜红”，杀仇人杀红了眼，下一步就要杀自己的人了。据说张献忠每天都要杀人。等到杀得无人可杀时，他每天就要在自己的队伍里拨出人来，以供屠杀。共产党当年把阶级仇人杀光了，就开始杀自己的同志了，可能也是同样心理变态的结果。尤其是毛公迫不及待，为私为公，他都要立刻冒进，来大搞其公社化，终于演出一场饿死三千万贫下中农的大悲剧，更是不堪设想。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至于都市工商业的改造，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一些经贸专家都主张，先从公私合营做起，实事求是，慢慢化私为公，反对冒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谨慎执行，全国经济随之复苏，实颇具开国气象。不幸“二五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墨渖未干，便被毛氏一手推翻了。结果弄出三面红旗，土法炼钢等，势将传之千古的历史笑话。记得笔者于一九七二年返国探亲时，所见一家“国营照像馆”，那架最主要的黑白照像机，比我身边所挂的廉价的彩色照像机，还要老二三十年，我和外甥到一“国营餐厅”去排队买油条，等了半个小时，只买到数根冷油条的情形，如在目前也。
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政策，中国向苏联学习，先搞军事工业，倒颇有可观。它集中全国力量，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没裤子穿，也得发展原子弹。在一九六四年中国果然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不到，又爆炸了氢气弹，速度之快，足使美苏侧目；按着北京又搞起“航天”，发展“二炮”，送卫星上天。更是震动全球。这种成就，确是打破世界纪录的。也使海外华侨，挺起腰杆，扬眉吐气，从此不再做落后的“支那曼”（Chinaman）矣。但是这也是变相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于“大跃进”之后。朋友，以三千万颗头颅换一颗原子弹，历史家执简书之，心头也是万般沉重的。
凡此，论者已多，经贸科技专着，亦所在多有，笔者今后有暇，当再略为分类综括之，以留信史。本篇就一笔带过，不再多叙了。
极权领袖的统治艺术现在再谈谈建国初年的那些有名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和“反右”诸种运动。毛泽东当国二十八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搞“运动”。二十八年中可怜的中国老百姓简直可以说没有一时一刻不在胆战心惊的运动中讨生活。孔子的大门徒宰我先生就曾形容过，周朝建国初年的政策是“使民战栗”。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也正是如此。到毛的晚年，不特人民战栗，连党的老干部和超级老干部像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贺龙、林彪、陶铸、彭真、郭沫若、潘汉年、陈伯达和他们底夫人们、子女们，甚至周恩来和邓颖超，也都无时不在战栗之中。周恩来就感叹地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邓小平说他能活下来，实在是“命大”。小心翼翼，靠“命”过日子，能不战栗？
但是毛主席究竟有什么神通，一个人能把全国全党，都弄得生活于战栗之中呢？社会科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就十分简单了。那是极权政治，尤其是现代化极权政党的基本性质嘛。极权政党是一部无坚不摧的统治大机器。任何强人，抢得了这部大机器的操纵权，谁就可以和尚打伞，为所欲为。始则是为国、为民、为党、为革命、为主义，运用此一大机器来清除异党和异端。但是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掌握绝对权力者，未有不滥用其权的。尤其是掌权过久，孤独多疑，老年昏聩，发生偏执狂（Paranoia）的大独裁者，更会胡作非为。为着清除“异己”，那就白刀进，红刀出，无恶不作了。
当然，权力滥用，也是个绝大的政治艺术。我国古代的“法家”，和西方现代的“马基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都曾把这一项艺术发展到最高峰，而大独裁者们，都是这一行道的好学徒和最高手，否则他们也吃不了这行饭。在近现代中国里，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雄，都是这一行的九段高手和掌门人。他们手段之高明，耍起来，往往令历史家，甚或他底政敌，都拍案叫绝。我记得李宗仁往往斗不过蒋介石。在斗败了之后，他反而佩服蒋制胜的本领。说到精彩之处，李德公常时把大腿一拍，然后翘起拇指，向我说：“蒋先生这着高明。”其实李宗仁先生在此行道并不低能也，但他自叹不如蒋。其实蒋的本领到毛，还差得远呢。朋友，相信吗？
镇反、肃反、三反、五反毛泽东就凭这部大机器取得了政权。他也就靠这部大机器来建国治国。在建国之初，他是利用这部大机器，来清除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即所谓“镇反”、“肃反”是也。中共在夺取政权，尤其是志愿军入韩之后，从一九五○年十月开始，一搞两年，其镇压反革命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之彻底和残酷，真是古所寡有，今亦无双。虽德苏两国亦相差远甚。数十年来北京的官史家为此一政策辩护，说是国民党和美帝不甘失败，在大陆留下大批特务，从事破坏和暗杀，猖獗到阴谋“炮打天安门”的荒谬程度。据说中国人民抱怨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政府不得已而为之，才开始镇反肃反的。
其实，战败了的国民党，当时之不服输，信或有之。但是国民党尸居余气，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衰迈的老K，当时无此潜力与气焰也。美国想派遣间谍向大陆渗透，也是事实，然碧眼黄须者，究系异族，搞搞调查研究，窃听收买，行有余力也。搞炮打天安门，若非编导侦探演义，就是撰写科幻小说了。此阴谋如为事实，则愚蠢不堪矣。
当时中共搞残酷的镇反、肃反底真正原因，则是报仇雪恨。国民党当政时杀的“赤匪”也够多了，毛、周也虎口余生，几遭不测。如今变天了，以牙还牙，辱其大，杀其小。非尽屠万恶的“项氏之臣”，不足以雪心头之恨。再加以向苏联联共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成一时风气，中共对异党异派之残酷镇压，一杀数十百万人，就青出于蓝了。凡此，将来公正的历史家，都会作专题处理的，本篇就三言两语的带过了。
国民党和美帝的特务，赶尽杀绝之后，共产党整肃矛头就指向党内的异派和贪污干部，以及党外的奸商。这就是所谓“三反”、“五反”了。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九五一年年底由毛泽东下令推行的。在运动进行中，处决了贪污有据的高干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是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后者是天津地区行署专员。二人都是三十年代就出生入死的地下党，解放后位据要津。二人的处决，使全党全国耳目一新。政肃风清，新朝究非前朝可比。
五反则是三反之扩大。反的是所谓“五毒”：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目的是整肃市场上之不法商人的。大都市中的各级商场和各样商人，本来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商人有钱，官僚有权，再加个黑社会从中勾结，这就是台湾今日之所谓“黑金”了。黑金猖獗，那任何革命政权都要腐化了。中共初进城时，就立刻体验到这腐蚀之可怕。五反运动虽然也是血迹斑斑，却颇收一时之效，为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提出与施行，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扩大，铺平了道路。
总之，开国初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确有其一番朝气。当时朝野两方对社会主义制度之优越性与可行性，也从不怀疑。毛氏利用其无坚不摧的共产党那部大机器，来雷厉风行地施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国上下地无不俯首帖耳、心悦诚服地跟着共产党走。到五十年后的今日再反之，吾人固知，社会主义，尤其毛派社会主义，实为一大空中楼阁的乌托邦也。但是，朋友，不是五十年前呢。那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包括国共两党的全部党员，很少不是所谓“社会主义者”。二战之后，我辈中国人的最高理想便是：政治自由、经济平等。在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虽杀人如麻，但是治乱国用重典，一时居然也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加以物价稳定，社会平安，虽粗茶淡饭的清教徒生活，人民也甘之如饴矣。
因此这三五年的太平盛世，时至今日，仍有历尽沧桑的若干父老缅怀不置也。当年海内外绝大多数人民，对北京人民政府，也都抱有最高的幻想。认为自此海晏河清，中华民族百年苦难，总算是出头了。
笔者这一辈的过来人，亲身体验者，那时都还是最爱国的理想青年也。我们所最为入迷的口号便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呜呼，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谁知这三大理想，都是一场空哉？言之可叹。
承继问题仍是政治死结今日痛定思痛，从巫山之巅，俯瞰三峡，才豁然有悟。原来毛泽东时代究竟还是帝制尾声，去古未远。中国古帝王专制（尤其是开国时期），政治上最大死结，便是帝位继承问题，今日叫接班问题。让我们翻翻中国通史。且看从秦二世矫诏杀扶苏开始，到汉初的诸吕纂刘，初唐的“玄午门之变”，北宋太宗赵匡义逼死太子，明初朱元璋尽杀功臣为建文太孙接班铺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个“靖难之变”。清康熙为中国历朝最可敬的圣主明君也。临死病危时，诸子争位，他自己是否是自然死亡，史有疑团也。纵在民国时代，袁世凯的金匮石室，贻笑至今。孙中山身后汪氏纂胡，蒋氏纂汪，都是影响深远的政治波涛。蒋中正传子，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迨毛公打平天下，粗安未及半旬，接班问题之日趋严重，已远迈前朝。其后骨牌效应，毛死未已。毛公生前为贤妻接班铺路杀人，是何等骄狂？他怎知一朝瞑目，尸骨未寒，“武则天”就被活捉去者？时至今日，对接班问题，吾人仍未见江公有何善策也。一句空言：“培养第四梯队接班人”，说得何等轻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今日史学博士生，执简以待之可也。朋友，您认为台湾今日民主了。李总统的接班人，将依法产生，太平无事了。且看李公今日已方寸大乱矣。其情况之复杂，恐亦非吾辈书生所能空论也。虽然它的局格，只限于一个小岛，接班之争与大陆相比，只是个茶壶风波而已。总之，在我们这个转型未成的人治国家里，接班制是众乱之源，接班搞不好，则一切免谈。毛治中国二十八年的众乱之源的，契机即在此。。（未完待续）
作者：唐德刚，纵览中国，原标题为《新中国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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