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8日 星期三
廬山會議證明毛犯下的不只是認識錯誤
《新史記》柳江
(續前)廬山會議證明毛澤東犯下的決不只是不顧經濟發展條件、不顧生產能力和不講科學道理的錯誤。
1959年6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係,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主要精力是搞階級鬥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對自己十分豁達。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他提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似有給經濟降溫,糾左之意。
毛澤東7月1日上了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2日至8月1日舉行。白天開會,晚上跳舞、看戲、看電影。
毛澤東預備會議上就定了調:“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會議談形勢,大多數人對大躍進出現的問題提出尖銳批評,認為是得不償失。10日,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和組長會議,強調團結,要思想統一,為“三面紅旗”辯護。
13日凌晨,彭德懷要找毛澤東談話,毛已經睡下,就決定給毛寫信。他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提出1958年以來的工作問題,認為主觀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15日夜,毛對彭德懷的信加上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上:“印發各同志參考”。會議紀要起草組的吳冷西回憶:“我和家英、喬木、陳伯達看到彭老總的信後一起議論,都覺得寫得不錯,同我們起草的《紀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面說話,有份量,作用大。但喬木說了一句話:‘也可能適得其反。’。”
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我現在也不放棄。”25日,毛做了四點指示,包括“現在對事也要對人”,“要跟動搖的、右傾劃清界限。”。26日,毛再在東北協作區辦公廳李雲仲的信上做了批示:“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以上被稱為毛澤東放的三把火,廬山風向順勢大變,轉為猛批彭德懷,同時揪住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的發言一起批判。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認定彭、黃、張、周結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深入揭發批判這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林彪作為17日才調上廬山的援軍,他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是個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覺得他是個大英雄。兩雄不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據說譚啟龍因沒排上“俱樂部成員”,得以倖免。會後移師北京繼續批判。
9月1日,毛澤東把他這次上廬山前後寫的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寄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和副主編徐遲,同時附一封信。信中說:“國內掛著‘共產主義’ 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毛澤東告訴《詩刊》,他的兩首詩,也是答覆(全世界反動派)那些王八蛋的!毛的信和詩,經人民日報和全國報刊的轉載風傳,造成推動反右傾強大的階級鬥爭的聲浪,全黨打出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00多萬人,分別受到開除黨籍、撤職、勞改的處分。
《二卷》只寫了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迴避了1960年餓死人達到高峰。1960年5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河南省長吳芝甫不得不談到信陽:“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有一點,不怎麼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以增加好幾萬人。”4月份,中監委已經派李堅一行在調查信陽餓死百萬人的問題,對河南和信陽的情況,毛當然清楚,一向喜歡嚴厲批評人的他,只說:“我們中央、省這兩級做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點要點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對於餓死人竟然如此地置若罔聞,完全喪失人性。
1959-1960年,信陽、安徽、河南、廣西、貴州等地,已經發生人吃人,中國繼續保持高徵糧,高出口。1960年10月,各地餓死人嚴重情況都紛紛報給中央。中監委和中組部工作組認定信陽地區餓死一百萬的事實。由周恩來主持起草《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中央十二條》),11月3日下發,農村首先開始反幹部“一平二調”的五風運動,同時開展“小秋收”活動。城市也組織大批人員上山下水,採集野生植物加工成代食品。最著名的有“小球藻”。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證明他是個從不認錯,殘酷無比的暴君。《二卷》對大躍進之中的這場反右傾運動造成的更加嚴重後果,也只寫成是“党在社會主義艱辛探索中發生的曲折。”毛澤東建政10年發生的大饑荒,是在和平年代對人類犯下的最大的罪行。
50年後,退休的新華社記者、《炎黃春秋》主編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墓碑》,他計算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使得全國總人口減少5333萬,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的兩部分人口。根據他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與中外學者提供的數字做了比較,他提出3600萬這個數字。但是,還是遠遠低於親歷者提供的資料。(《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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