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土
（续前）三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短短的三十来年里，几位曾经被认定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民国政治领袖，怎么都变身为大义凛然的爱国者、民族危难关头决不俯首的热血男儿、慷慨激扬的奋发图强之士了？
其实，有关他们的历史，无论“卖国”还是“爱国”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史实一直在那里摆着，并未湮灭，也无须考证，只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迁，国家利益取代了阶级利益，历史人物的政治取向也不过是“人各有志”，所以，评价才随之改变，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然而，不知有没有人曾经质疑过，当“卖国”和“爱国”的思维方式及其历史事实同时放在某一人身上时，是否会产生一种难以解释的矛盾，一个“帝国主义的工具”、“卖国贼”、“代理人”、“走狗”，在帝国主义终于入侵的年代里，为什么不兴高采烈地出迎，也不借机出山、就势继续做个“工具”、“走狗”、“代理人”，而是相反，不是大骂侵略者，发表反帝言论，就是高风亮节，宁死不屈？
过去对民国政治领袖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卖国定论主要来自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即便在改革开放之初，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影响仍未改变。因为依照这种思维方式，他们都属于反革命阵营，而且还是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军阀头子，更别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了。阶级斗争思维的特点就是反革命、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必定会内外勾结，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其背后无不有个外国主子，而他们自然也就是个工具。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来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而他们则依靠帝国主义来支撑自己，镇压人民。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常常还超越国家利益，也就是说，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远远高于爱国与卖国，这正是阶级利益主导一切的产物。其实，除去袁世凯外，其他几位还出身贫寒，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反动军阀”，而且都镇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对过革命、逮捕过共产党人，所以，也就毫无例外地与帝国主义工具挂上了钩。
在阶级斗争的话语框架内，一个人即使再爱国爱民，一旦与反革命阵营沾了边，其爱国爱民事迹也就随之烟消云散，跟没有一样。吴佩孚最为典型。吴佩孚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大约有几十年是和“二七惨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的许多爱国爱民的举动因而也都成了历史中的忌讳。吴佩孚驻兵湖南时，曾深受地方各界的爱戴。吴佩孚所下军令就有：军队驻防之地，各兵对于商民，不得有赊、欠、挪、借情事，如兵士负有债项，须从速偿还。倘有强赊硬欠等事，一经发觉，军法从事。军队驻防之地，应用各物，皆须出钱购买，不得扰及民间一草一木，违者处以军法。对于本军防守地点以内之人民，固宜竭力保护，即防线以外，遇有危险发生，亦宜加以援助。遇有匪类扰乱治安，危及生命，一律奋勇扫除，不得瞻顾退却，违者以临阵脱逃论。本军驻防地点，每日由本部派遣人员随时随地密查外，并责成各团、营长官，妥维军纪，以保声誉。如果我们将这些军令规章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比，不知有多少近似之处，只是吴佩孚所部并非人民军队，当然也就埋没于历史之中，没人理会了。当张敬尧督湘祸民之时，吴佩孚曾一再致电张敬尧，尽力规劝，受迫害的学生跑到吴佩孚司令部申诉，吴佩孚亲自出迎，再三抚慰，并留宿三日。五四时期，各路政治领袖中数吴佩孚最为激昂，他不断通电，“语语爱国，字字为民”，与学生、与全国各界一样，强烈要求惩办“国贼”。对山东问题，他坚决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查日人通牒，根据德约，若直接交涉，是承认其继承德人权利也。”“全国痛心疾首，喑口哓音，不惜以喋嘲之代价，争此国体人格。当局者亦何必胶执成见，偏欲与国民为意气之争。试问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耶？抑以政府为主体耶？邻国重于人民耶？抑人民重于邻国耶？若竟悍然不顾，逆拂人民之公意，以博邻国之欢心，则大乱之来，迫于眉睫，芸芸众生，恐未必尽可以武力压制也。”读过吴佩孚的电文，你不能不承认，其共和主权在民的意识远比同代甚至后世的许多以人民名义出现的革命家还要清晰，甚至更加强烈。
意识形态至上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一方面，让历史变得格外简单，非红即白，非好即坏；另一方面，也让原本清楚的历史变得迷雾重重。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左派、反对专制王朝的英雄，陈公博、周佛海都是中共的创始人，但他们却是真正的叛国投敌者，而像曹锟、吴佩孚这样的反革命军阀、“帝国主义的工具”，反倒非常崇拜岳飞、戚继光。更值得深思的是，五四大游行中冲在学生队伍最前列的进步青年梅思平，其爱国情绪不可谓不高，但当日本侵略军真的侵入中国后，他为虎作伥，一下子就成了日伪政府里的头面人物；而被五四游行认定的“国贼”、“汉奸”、“卖国”的曹汝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立场，面对家门口的日军，并没有走出“卖国”的那一步，还竭尽所能挽救自己的同胞。另一个事实是，曹汝霖早在为“二十一条”与日人谈判时，便“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并没有在那里媚日，签不签约也绝非他所能做主，只是因为他以“卖国贼”著称，所以这些历史事实就被无情淹没了。
革命的不一定爱国，爱国的未必革命，这才是历史的结论。
四
无论民国政治领袖的爱国事迹被重新翻检出来之后如何叫座，但当年的所谓“卖国”历史还是事实。只不过你会发现，这些史实大多来自他们主政时期，而当他们在野，或是只掌握部分权力，或是对当政者有所不满的时候，其爱国情绪之激烈与大众并无区别，同样也会慷慨悲歌，义正词严，一身浩然正气。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从来就不是当权当政者喊出的口号，不论是谁，一旦成为国家的主宰，肩负维护政权的重责时，都不得不从切身利益考虑问题。尤其企图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势力正处于弱势，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在军事、经济、行政都急需扶助的关头，权衡得失，他们所选择的，很可能正是那些所谓的“卖国”之举，包括大借外债、与外国签订有损国家利益的条约、同意外国驻军、获得某个甚至数个强国的支持。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中，对任何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处于弱势的国家政权和政治势力来说，这些问题几乎无不存在，只是在意识形态话语里说法不同而已，既可以叫出卖、勾结、扶植，也可以称策略、结盟、援助，既可以骂为工具，而工具也不妨说成是兄弟国家兄弟党，同一种事情，完全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辞。幸亏有个《布列斯特和约》，既让我们得出了概莫能外的结论，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可供破除极端意识形态语系的案例。从19世纪以来，“卖国”的罪名也一直在困扰着中国当政者和革命者，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任谁都摆脱不去这样的嫌疑，为借用外国势力、借用外债，不得不出让本国权益，而强敌当前时又不能不暂时退让以求保存剩下的国家权利，只是由于极端意识形态话语的导向，有些可以被描黑，有些不妨被美化。假如将所有这些“卖国”之举放在一处相互比较，很难看出各个政权和政党间在这些问题上有多少实质的区别。即便是袁世凯，他在《中日新约》签订后的那些激愤言行，难道他就没有可能让这一条约的未来与《布列斯特和约》同属一个结局？而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的关系，与卖国的严格区分又在哪里？
基于历史原因，在民国历史上，向日本借款、与日本缔约、对日本退让，最容易背负“卖国”的罪名。但同样也由于历史、文化、地理的原因，百多年来中国许多在朝在野的政治家，都与众多日本朝野人士结下深厚的情谊，其亲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每次需要资金支持或是政治扶助时，无论主动被动，首先来自日本——清廷、维新派、孙文、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无一例外，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最早最多的外资依然出自日本。日本呢，不论出于何种目的，好像对革命的、反革命的，执政的、不执政的，甚至是对立的双方，只要是中国的，都抱有特别强烈的参与愿望。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的强国，是距离最近的富国，是文化渊源最密切的近邻，也是眼前最先完成近现代化的国家，而且对中国又最感兴趣，相互影响最深，在很多事情上双方不能不互为首选。在很长的历史中，日本国内各界对中国的热情，几乎与日本军政上下对中国国土的觊觎同处于一个温度；而中国对日本的关注和指望也与仇恨和鄙视并肩而行。否则，很难说明为什么甲午战后中国留日学习反倒形成了浪潮，一直延续至卢沟桥事变，而且，1895年后的10多年竟然可以成为中日关系的友好期；抗战时期的延安，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恰恰是日本人，他们后来都成为积极的反战人士；抗战胜利，日本侵略军的一部分俘虏又迅速转入国共双方的部队，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作用，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员随后顺利转型，投身于新中国的初创；上世纪下半叶中日建交之前，日本民间频繁来华的热闹景象让人根本想象不出这两个国家居然没有外交关系，并且还有一段刚刚发生过的痛苦历史；“文革”期间，日本左翼文化团体对中国更是一往情深，日本激进青年对“文革”的痴迷和对中国领袖的挚爱也不亚于中国人。所以说，中日关系之错综复杂，实在不是简单一句卖国、亲日就能概括的。
有支持有借款自然就有代价，代价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屈辱或不平等的。且不说远的历史，仅19世纪和20世纪，被支持的国家对支持国，尤其是弱国对强国，代价大多是出让国家利益、允许对方驻军、与对方保持一致，听命于对方、尊崇对方为老大、拥戴对方为领袖。这是世界现象，不只是中国一个弱国在那里丧权辱国。20世纪掀起的一场场革命无不力图改变这种国与国间的不平等，但常常适得其反，革命的一方为了借助外部力量取得革命成功时又不得不承认新的不平等，苏联后来被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就与制造革命的不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直到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主权观在全球深入人心，更由于帝国主义意识、强国政治逐渐衰弱，尤其冷战的结束、许多中小国家的彻底独立，加上联合国的约束作用日益明显，国际各方力量的相互制约，使得过去那种以牺牲国家利益换取支持、以经济援助谋取政治掌控的方式不得不成为历史，各强国、大国、债权国纷纷选择了以经济利益和道义荣誉作为对自己的回报。可以说，这才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至于那些亲这亲那的形容，只是一种浅显的外部判断，实际上，其中多是执政者从自身执政利益衡量出来的政策性选取，恐怕永远都会存在，不能以此来断定其是与非。
今天，笼罩在执政者头上的“卖国”阴影只剩下领土纠纷和边界争端这两项了。两项也不妨说是一项，古已有之。但古人没有领土的概念，只有疆域、家园的意识，其疆域变化无常，其边界模糊随意，属于一家一姓统治者的事情。只有国家主权观普及后的近现代，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才成为朝野的共识，边界勘界也变得格外清晰起来。可是，这也让领土纠纷、边界争端成为全世界的家常便饭。远的地方不说，仅中国与周边所有邻国，日本与韩国、日本与俄罗斯、印度与巴基斯坦、柬埔寨与泰国，无一不存在着领土争端。各方自有一套说法，个个闹得不可开交，多次兵戎相见，多次战火弥漫，经常两败俱伤，既是现实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也是历史恩怨的后遗症，更是政治较量中的民族主义砝码。说这是爱国吧，可此方的得，或者叫“爱国”，必然以彼方的失，或是“卖国”为代价，如果双方都退让，则双方都“卖国”，如果双方都“爱国”，则战火不可避免，打到终了，还是有“爱”有“卖”。领土问题、边界问题，其实已经成为国家政治中的死结，只有需要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依托时才可以派上用场，其他都是两难的抉择。在当代国家关系中，解决领土和边界问题，大概只有欧盟的模式最为可行。
就如革命与反革命是一种二元思维一样，爱国与卖国的评价也是两极的，其间还存在很长的距离，人性是极为复杂的，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多数人和事恐怕既不能说爱，也无法称卖，仅仅是一种实际利益的选择。不用说在非对外战争时期，爱国与卖国很难明辨，即使在民族危亡关头，爱国与卖国在具体问题和具体人身上也显得色彩丰富，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高宗武、陶希圣、陈公博、宋哲元、张自忠等人抗战初期的经历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复杂性。爱国和卖国实则为两个空泛的情绪化词汇，是将丰富的人性和世间万物简单化的典型表现，游行抗议时喊喊口号，平时发泄发泄情绪，或许还能理解，但作为历史评价和人物论定就显得十分幼稚和浅薄。所以，在历史著述中应该尽量摈弃这一类的词语，而代之以确切的事实叙述和最终的法律说辞。
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吴佩孚，无论如何臧否，他们毕竟都是民国历史上的政治领袖，曾经掌握了中国的最高领导权，尤其前四位，即便在名义上也是中国政府的首脑。曹锟算贿选，张作霖近似自封，可袁世凯却是议会选举产生的，而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更是依法任命的，所以，在辞书和历史教科书中首先应该为他们正名，起码在共和的历史中，他们领导的政府是我们中国在一个时期中对内对外的实际政府，他们也是我们中国的正式领导人，而不能仅仅用北洋军阀、某系首领之类的语言加以简而略之，甚或予以贬低式的形容。
爱国与卖国，在极其驳杂的人性面前，这样的词汇越少，越表明历史研究接近历史，另外，这种辞藻的多寡，也准确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成熟程度。
作者：顾土，来源: 《粤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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