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司法部黨組全體成員打成“反黨集團”的重大政治鬥爭，矛 頭究竟指向何方？中共中央批轉有關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文件的批語稱：“政治戰線上幾年來是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批語針對哪位大人物？
《新史記》姚監複（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董必武和毛澤東、朱德在一起。
中央政法小組批判司法部反黨集團的主要罪狀，實際上指向董必武的法律思想和一大代表董必武本人。指控司法部反黨集團的罪狀主要是：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列舉的事實是，“反黨集團成員認為中央鎮反聯合辦公室一竿子到底違反法制；中央強調反對右傾，他們要反左；中央決定對反革命犯和重大刑事處刑滿後要‘多留少放’，他們認為‘刑滿不釋放在法律上值得研究；積極收集鎮反缺點，找錯案’，攻擊鎮反；否定階級鬥爭，說太平盛世應‘政簡刑輕’、‘從中國歷史上看，凡刑重的朝代定不昌，從秦始皇到蔣介石都垮臺了，政簡刑輕者，則興旺，如唐太宗等。’”“公佈違法亂紀毆打捆綁群眾”、“鄉幹部威風比猛虎還凶，比國民黨的官還厲害。”在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上，司法部的這些正確的意見和如實反映情況，被錯誤批判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是顛倒是非。
違抗黨中央司法建設方針：散佈“司法獨立”、“無罪推定”、“有利被告”、“自由心證”、“上訴不加刑”、“律師為被告服務”等資產階級舊法觀點；把司法制度曲解為“民主制度”、堅持“必須按民主精神辦事”，要把律師工作引導到為敵人服務道路；政法教育，中央指示七分政治三分業務，他們規定業務課占60％以上；不請示中央，自行下達《農村犯罪情況調查報告》等。這些事實是不是錯誤觀點可爭論，但絕對戴不上司法工作會議定下的“違抗黨中央”的大帽子。
反抗地方黨委對司法機關的領導：認為地方黨委不懂法律，不懂司法業務，不能領導法院工作，“法院錯案多發生在中心工作案件上”；“黨委只根據公安部門材料而批評法院右傾”、“公安局長是黨委委員，法院沒權，就得聽公安指揮”，服從黨委就是服從公安；公開說“黨委決定了，審判員不同意也可向上級法院申訴”、“做黨的馴服工具這話不確切。”安徽省委“擴大敵情”、“不聽黨委書記意見便是反黨，黨委書記便是法律，值得考慮。”這些符合黨內民主原則的正確意見與建議，竟被第四屆司法工作會議當作反黨罪證，純屬誣陷。
司法部反黨集團的冤案，在20多年後，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予以平反。但是，值得深思的是，將一個部黨組全體成員打成“反黨集團”的重大政治鬥爭，矛頭究竟指向何方？中共中央批轉有關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文件的批語稱：“政治戰線上幾年來是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司法部兩位部長提不出一條與中央正確路線相對抗的錯誤路線，這個批語針對哪位大人物？
2006年1月出版的《董必武傳》做了明確的回答：
“第四屆全國司法工作會議的批判未點董必武的名字，但是，會議批判的基本觀點，大都引用董必武所講過的話。新中國成立後，董必武一直是黨和國家政法方面的主要領導人。既然是所謂‘政法戰線上幾年來存在兩條路線的爭論’，矛頭所指，不言自明。”【《董必武傳》（1975-198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968頁】
董必武是黨的一大代表，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建國後，他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政法委主任，1954年在一屆人大上被選為最高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以政治家和法學家的智慧，提出了我國法制建設的真知灼見，其觀點之深刻、鮮明、尖銳，至今仍令人驚歎其大膽、超前，甚至超過右派法學家和司法部“反黨集團”的觀點。也可以看出，司法部的部長、司、局長只是認真地學習、貫徹了董必武的法律觀點和加強法制建設的理念。打出一個司法部反黨集團，實際上在不點名的點名批判董必武，不過是毛澤東式的計謀權術，既不打倒董必武的一大代表的權威，卻把董必武法律觀點公開地徹底地批倒批臭，把同意董必武觀點的司法部黨組打成反黨集團，定為敵我矛盾，給最高人民法院、董必武一個顏色看看。（未完待續。《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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