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董必武和孫輩在一起。
一大代表董必武老人,奉命為同樣是一大代表、今天已是皇帝的毛主席的讀報詩唱和頗為尷尬,董必武經歷太多,看透世事與人事,從1958年以後對國內政治保持特殊的處事方式——沉默《新史記》姚監複(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一大代表董必武老人,奉命為同樣是一大代表、今天已是皇帝的毛主席的讀報詩唱和頗為尷尬,可見其思想上挨暗批、組織上明升暗降、剝奪實權,由政法委書記、高法院長、副總理升為國家副主席,這就是要董必武老老實實當好一個不說話的政治大花瓶,一件鎮宅老古董的擺設。這樣,才能不致於像劉少奇、林彪那樣被打倒。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敢於說餓死人,“人食人,要上書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想把毛澤東推到歷史審判臺上去;林彪敢於對抗江青搞亂軍隊,認為江青搞宗派主義,公開不指名地在廬山批張春橋,間接批江青、對抗毛澤東的命根子——文革。這樣,劉、林被毛澤東打倒,不得善終。周恩來委曲求全、低聲下氣,甘當毛澤東、江青發動文革的打手,積勞積怨成疾,生前未被打倒,但活得鬱悶、窩囊。董必武經歷太多,看透世事與人事,從1958年以後對國內政治保持特殊的處事方式——沉默。
應當感謝中國公安大學崔敏教授揭露了歷史的真相,填補了《中共黨史二卷》隱瞞的批董必武事件的黨史空白,他在《1952年“司法改革運動”的回顧與反思》(崔敏主編《刑事訴訟與證據運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1年4月,第305-306頁)一文中指出:“195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就換帥,謝覺哉接任院長,董必武則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名義上升了一級,實則失去了對政法工作的話語權。這正是以‘陽謀著稱的政治遊戲的吊詭之處,令人感到恐怖而顫慄’。董老則表現得豁達大度,頗為‘識相’,自此對法制建設不再發表意見。我們現在看到他在離開最高人民法院之後的文稿,大多的應景之作或者像《農村要積極地推廣利用沼氣》之類無關緊要的談話。
現在,人民公認董必武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奠基人,他為創立和健全共和國的法制竭盡全力,並留下了許多鴻篇巨制。但是,這樣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真正懂法、宣導法制文明的偉大法學家,可謂一代人傑,卻從此退出了中國的政治領域。這真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辛酸歷史。聯想到黨內鬥爭的殘酷無情和各種權謀的猝不及防,更是令人不寒而慄!舊事重提勾起痛苦回憶,內中隱情令人不堪回首。要使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要靠健全法制,否則,難保不重蹈覆轍。但願我國的法制建設,不要再走回頭路。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五、正視黨的歷史錯誤,需要史德
最後,在紀念中共一大九十週年時,希望以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傳統的史德,回憶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實事求是地講史實。中共一大是1920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召開的,而不是1921年一大才成立中國共產黨,這是史實,不能為了毛澤東個人的光榮而篡改歷史真實。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一生、特別是1958年受到不公正遭遇與批判,司法部黨組代人受過被打成反黨集團的冤案,在總結中共九十年的歷史教訓時應當公諸於眾,引以為訓。對於毛澤東等人在對待一大代表董必武所採取的陽謀或陰謀的政治權術,應當繼續揭發和批判,使後來的政治接班人引以為訓。如果對召開中共一大的時間,都講假話;對中共一大代表老革命董必武的政治批判,都不敢公佈真相,那麼,紀念90年的報告,新的黨史,就更不會如實反映歷史真實和認真總結黨的歷史教訓了。不敢正視歷史,就必然會重犯歷史錯誤。掩飾歷史上和現實中的錯誤,就是在犯新的更大的錯誤,也是自己喪失了自信心的表現。拒絕改正錯誤,就是決心走向絕望和滅亡的深淵。(2011、04、02)(《新史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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