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把对历史真相的摆渡当成使命

萧 轶

12月26日，高华病逝。这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被海内外学人敬重为“对中共政治有最深邃洞察的当代学者”，因研究毛泽东而奠定了自己在史学领域的学术地位。他在毛泽东诞辰之日西去，似乎也算是一种宿命的回归。

身处体制内，高华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彰显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史胆、史识与史德。高华把对那些语焉不详的历史的挖掘，当成一种宿命来看待：“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

正是这种宿命感，让高华教授把对历史真相的摆渡当成了他的使命。1991年8月19日，当高华从破旧的收音机中听到了“苏联处在危险中”，“紧急委员会告苏联人民书”，“戈尔巴乔夫改革进入死胡同”的紧急通知时，他便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摆渡之旅：“当时我就觉得，时机到了，应该写了。”1992年年底，高华完成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以下简称《红》）初稿的三分之二，1999年春夏之交，该书最终定稿。2000年，该书在中国香港出版发行，随即迎来史学界热议。这本“在写之前，他甚至并没想过要出版”的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历史地位。

当我们读《红》一书时，最让人惊讶的是，这部著作，几乎没有大量引证隐秘档案或绝密文件，而是建立在最公开的史料上，将中共党史上的大事件延安整风运动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且，在那本书中，高华以求真求实、据事言理的治学方法，从日常情理将毛泽东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下，重新认识了毛泽东在整个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更难得的是，高华教授在写作时，一直都冠以对史实看法的持中态度，多叙事，少评论，不贩卖历史的苦难，也不进行冷嘲热讽，以一种平和的历史观来替代对历史真相摆渡后的亢奋感。

青年学者羽戈谈及高华时说，若无《红》，高华的传播效应就弱了三分之二。的确，如果没有这本书，高华的其他书籍或者对党史的研究或许并不如现在这般被学人谈及与关注，更不会在各类学术论文的脚注上连篇累牍地引用。羽戈同样提及了《革命年代》：“尽管我对《红》评价并不甚高(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传播效应大于学术效应)，但若谈高华，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此书。其实我更喜《革命年代》，其中一些论文尤见真章。高华大才，写出的只是鳞爪。这更令人遗憾他的早逝。”

2010年1月，内地第一次公开出版了高华的作品，这就是他的史学随笔《革命年代》。该书收录的35篇研究文章，对民国十年、革命词语等历史问题的被建构过程进行了回溯，以独辟蹊径的史学角度还原了被层层粉饰的历史真相。

高华对历史的研究，从民国到共和国，从左翼文化到领袖人物，从一个历史事件的原点到一个历史断代的切面，保持着作为学者所本该秉持的沉静、理智之心，对历史真相的摆渡始终保持着严谨细致的研究和理性冷峻的表达，用一种理据详实且智慧节制的叙述。

在经历过“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各种各样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后，在整个学术界充斥着浮躁之气的环境之下，高华经历历史，叙述历史，自己却从不参与历史。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的高华，如同历史的旁观者，却并不接受旁观者的犬儒姿态，以秉笔直书的态度，对历史的真相进行摆渡。

斯人不在，斯风犹存。高华教授的逝世是所有真相热爱者的一大损失。或许，我们对高华教授最好的纪念，便是重读他的著作，以及学习他的治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