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高华于2011年12月26日病逝，享年57岁。以下是他在世时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2011年6月，刊登在台湾《思想》杂志18期。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下）
高华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下）
高华
（续前）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著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著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体不放心，对软体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准，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份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 其他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著4角钱，跟在公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画”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 “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 “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著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像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 （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2000），《在历史的风陵渡口》（2005），《革命年代》（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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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18期（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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