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稱“文革”為“動亂年代”是誤導

賈斯柏·貝克 著
姜和平 譯


1965年11月，江青開始組織發表一系列猛烈攻擊吳晗的文章。但是，黨的領導人對毛發動的這場運動規模仍然毫無知曉。官方文件稱文革為“動亂年代”，這是一種誤導。實際上，毛蓄意繞開黨去爭取學生的支持。發動文革的每一步驟都是精心籌畫的。1966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人寫出一張革命大字報，警告北大正由資產階級操控。大字報號召人們全力反對權威統治。遵照毛的旨令，這張大字報在1966年6月1日通過國家廣播電臺播出。毛還授意發表社論，斥責資產階級分子。彭真隨即遭到直接攻擊並被逮捕。

1966年5月29日晚，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群十幾歲的中學生在圓明園遺址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宣誓保衛毛主席。他們把自己命名為“紅衛兵”，臂戴紅袖章，腰紮銅扣皮帶，一身遊擊隊員打扮。隨後，這些學生便開始貼大字報，攻擊本校領導和自己的老師。受到威脅的領導派出了通常由幹部組成的“工作組”，來對付學校裡愈演愈烈的騷亂。但是毛卻命令學生對他們的敵人及各級領導進行人身攻擊。

6月8日，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三個女學生用手臂粗的木棍毆打副校長劉美德。經過兩小時的野蠻毆打，木棍都斷裂了。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在“鬥爭會”上被毒打折磨了四個多小時，“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叫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事後她寫了一封申訴信請求保護，但是，無人理睬。卞仲耘在8月終於被自己的學生毒打致死。[8]

清華大學學生於6月11日組織起“打狗隊”，專門毒打“黑幫分子和階級敵人”。他們說這些人是狗不是人。7月28日，北京市委承認失敗後，發出“關於從大、中學校撤出工作組的決定”。1966年8月初，毛給清華附中學生寫公開信表示讚賞，信中說，“清華附中紅衛兵同志們：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9]

從此，紅衛兵掌管一切，大批教師慘遭毒打以致被虐殺。1966年8月24日，清華附中學生從另外十二所中學召集了滿滿一卡車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去毆打包括梁思成在內的教授和學校行政領導。1966年8月18日，上百萬紅衛兵和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加第一次文革集會。在天安門城樓上，毛讓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宋彬彬給自己戴上紅衛兵袖章。他鼓動學生去“炮打司令部”，這就是說，要攻擊黨內最高層裡毛的對手。1967年，學生們響應毛的號召包圍了中南海，聲稱要殺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其他多名高級領導人。紅衛兵逼把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大兒子鄧朴方（時為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從四層樓的窗戶扔下去，造成鄧朴方終生殘廢。隨著紅衛兵組織到處出現，數以千計的受害者在1966年的“紅八月”裡被毆打致死或自殺。紫禁城附近一所中學的學生在牆上寫“紅色恐怖萬歲”，然後蘸著本校老師的血重新塗抹。

1966年8月，毛發表他著名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的時候，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的王友琴女士，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學生。王友琴正在讀書，聽到卞仲耘遭到批鬥毒打時學生的叫喊聲。王跑到操場上，看到一群女學生揮動著粗木棍、桌子腿和皮帶——士兵用的寬皮帶——圍毆這位女校長和另外幾位老師。這些打人的女學生中有政治局高幹的女兒。她們逼迫校長和老師徒手打掃操場跑道，用指甲去摳淨便池裡的糞便。王親眼看見，平時文雅的女學生對受害者吐唾沫，用皮帶狠抽，用靴子猛踢，其行為與瘋狂的野獸無異。王說，毒打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卞仲耘終於被活活打死。她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被一個女學生用板凳腿猛擊頭部，牆上濺滿了她的斑斑血跡。（《新史記》第2期）

（本文節選自賈斯柏·貝克著《天安之城》一章，該書由姜和平譯，明鏡出版社出版中文本。）

注釋：

[8] 現在是美國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的王友琴，1966年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生。她建立了一個網站www.chinese-memorial.org 提供她研究的關於文革的文獻資料及譯文，其中包括《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等文章。此後她出版了專著《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開放雜誌社出版， 2005）。

[9] 時任美國賓西法尼亞州卡萊爾市迪金遜學院圖書館館員宋永毅為本章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他關於文革的專著當中收集了很多紅衛兵的出版物。毛給紅衛兵的這封信引自這本專著。由於宋搜集紅衛兵的資料，被中國政府扣押了三年。在美國的公眾輿論提出強烈抗議後他才獲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