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1月,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毛泽东即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资料图)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 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 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 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 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 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 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 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 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 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 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
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 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 “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 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 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 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 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 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 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 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 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 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 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 “天安门广场事件”。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
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 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
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
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 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 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
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 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共产党和解 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
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 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党中央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 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 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 “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 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 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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