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毛泽东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团”吗？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断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毛习惯对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严重的估计，在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对於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级领导人当中未有超过毛泽东者。在另一方面，连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团”，毛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团”。
然而毛泽东又绝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十分清楚，苏区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团”，既然恐怖闸门已开，正可顺势引导，将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侧一如镇压下去，毛作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在镇压李文林等赣西南领导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挥的红一方面军（红一、三军团）进行大清洗，开展“打AB团”运动。
1930年10月，毛率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动员彭德怀在打下长沙后退出。毛的这些举措引起部分红军指战员不满，军中一时思想混乱。为了消除军中的不稳定情绪，毛在率军退出吉安后，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军迅速发动“快速整军”——其主要内容就是在师、团、营、连、排成立肃反组织，捕杀军中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份子。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四万多红军中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其中有“几十个总团长”（指“AB团”总团长），这些人都遭处决。
红一方面军内部的“打AB团”极为惨烈，地富或知识份子出身的党员、过去曾与毛意见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黄克诚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该师组织科长、政务科长都被当作“AB团”被肃掉。宣传科长何笃才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南昌暴动，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只因何笃才在古田会议前的朱、毛争论中站在朱德一边，从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调出红一军团，在黄克诚手下当个宣传科长。何笃才与黄克诚交谊，“两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这个人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他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但毛的组织路线不对头，“毛泽东过於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并举例说，一些品质很坏的人就是因为会顺从，受到毛的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这位聪縪过人、毫无过错的何笃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团”的恶名遭到杀害。
毛泽东既然对自己直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也大开杀戒，那么对一贯与自己唱反调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就更不会有丝毫顾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肃AB团”问题上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随著“肃AB团”中暴露出的乱打乱杀现象的日益严重，李文林的态度开始转趋冷静，10月底，省行委发出通告，批评“肃AB团”斗争中存在的简单化错误，强调对工农竤众扩大自首范围，对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谨慎，如案情重大，则必须将人犯押往省行委肃反委员会审理，解除了县以下基层组织的处决权。令人奇怪的是，当李文林的肃反狂热降温时，毛泽东却开始升温了。
1930年11月，毛泽东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终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所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此次行动更因李文林等坚持执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线，反对弃攻南昌的主张而更加惨烈。
1930年5月，赣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此次会议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李文林返回后，於8月上旬主持召开了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部署贯彻李立三的精神。“二全会”不指名地指责了毛的一系列的观点和做法，撤销了拥护毛的主张、被毛派至赣西南特委任书记的刘士奇的职务，并建议上海中央开除其党籍。这一切惹起毛的极大愤怒，毛早已习惯以中央在江西苏区最高代表行事，岂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拥护中央为名反对自己？此时毛尚不知“立三路线”这个词语，於是认定“二全会”是“AB团取消派”的会议。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下吉安，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文件中发现了一张据称是李文林的地主父亲用真名签字的便条，虽然这张字条究竟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将李文林与“AB团”联系在一起已经有了所谓证据。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上公开反对毛提出的“诱敌深入”的军事作战方针，主张执行李立三有关攻打大城市的指示，与毛的冲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认定李文林就是“AB团”首领。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宁都县黄陂被拘押，紧接著一批与李文林有工作联系的人相继被捕。毛泽东根据犯人被刑讯后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写信给改组后的江西省行委，认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李白芳（省行委秘书长）等为“AB团”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毛在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务必会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对“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份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
李韶九携著毛泽东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两位红军战士将第二封指示信送给已出发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从已被捉人的线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为了督促贯彻两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赶往富田“协助肃反”。
12月7日下午，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代表总前委，到达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面交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随即将省行委和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周冕、谢汉昌、马铭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对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同志“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据当时资料记载，被害同志“哭声震天，不绝於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12月8日，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严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於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李韶九等坐镇富田，厉行肃反，抓出“AB团”120多名，要犯几十名，先后处决40余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动身前往东固前亲自布置将25人处决。李韶九等的残酷行动终於引发1930年12月12日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爆发，造成江西苏区内部的严重危机，对毛泽东的声誉损害极大，毛亲自出马，毫无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写〈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在这封答辩信中，毛坚持“肃AB团”均是有根有据的。他说：红军中“AB团”要犯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毛认定段良弼等为“AB团”首犯乃是证据确凿，他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的一天，为甚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甚么可以呢？”
毛明知将段等定为“AB团”全靠刑讯逼供，却对刑讯逼供无只字批评，反而指责段等不能为革命一时受屈，而不能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逻辑，只要段良弼等承认是“AB团”头子，即可证明彼等是货真价实的“AB团”——毛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方式，成为日后极左的审干肃反的常规思路，是逼供信屡禁不绝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这样的思路下，毛坚持“肃AB团”不仅无错，反而是对革命的巨大贡献。他说：“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毛声称富田事变将“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号召对事变进行坚决镇压。
毛泽东理直气壮乃是他认定自己就是红军和党的象征，毛就是根据地的中央，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反毛即是“AB团”，所杀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标崇高——扑灭“AB团”就是保卫革命，即使手段严厉一些，也无关紧要。在大恐怖中，总前委和毛的个人权威完全确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革命恐怖与纯化新社会
毛泽东放纵“打AB团”是否还有其他目的？换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图，即通过大恐怖来重建根据地的新社会？
从各方面资料分析，在20年代以后，毛泽东已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忠实信奉者，毛领导开辟江西革命根据地本身就含有创建无产阶级新社会的明显目的，而创建这样一个新社会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依照这种思想逻辑，旧世界的代表和象征——地主豪绅及其依附於他们的知识份子，就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於是为工农打天下就和消灭地主豪绅反革命成为一体两面的事情。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0年的赣南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即将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经过几年的经营，新社会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征是，根据地内绝大多数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为数尚多的富农及地富出身的共产党员仍在根据地内生活和工作。1930年后，新社会改造的主要目标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力打击残余的地富份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党内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识份子党员。在“肃AB团”中，地富出身的党员首当其冲，成为被消灭的对象，即表明这种斗争所具有的“纯化”的性质。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长期以反教条、反极左而闻名，并由此获得全党的拥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却并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极左与共产国际不相上下，这尤其体现在对待富农的方针上。
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1930年6月，毛主持制订了《富农问题解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更有甚者，毛居然发明了“富农共产党员”的概念，把赞成中共六大“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视为“党内的富农成分”，要求将他们从党内“洗刷出来”，“无条件地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
这样看来，毛泽东决意发起“肃AB团”确实包含多重目的，镇压赣西南红军和党组织不仅在於翦灭组织上的离心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先行扫清党内的障碍，以推行毛的改造社会的理想。在毛的世界里，镇压是和“纯化”互为联系的，其最后目标是建立一个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泽东的这套思想逻辑究竟从何而来？就“纯化”的层面而言，毛应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影响，尤其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影响。1928年1月24日，毛亲自为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党内反对力量的“镇压”层次而言，则无法找到毛受苏联经验影响的直接证据，因为苏共镇压党内反对派的经验此时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还未发展到肉体消灭阶段，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还在以后几年。可以得出的判断是，毛在党内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获得的经验与体会，在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历代农民造反经验和《水浒》一类的影响，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体悟的产物。这样，毛就在国际共运中首次创造出了将对敌斗争方式用之於党内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肃AB团”具有原创性。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和党的核心层，在新形势下，党内、军内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变了策略，他已不再运用“肃AB团”那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难道毛泽东已认识并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吗？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确实，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曾提到一句：“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但毛从未就自己与“肃AB团”的关系问题作过详细的解释和“自我批评”，“肃AB团”不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变也被作为“反革命暴动”的铁案，长期不得平反。尽管如此，在毛掌权后，确实已不在党内再搞“打AB团”一类的肉体消灭。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泽东已实际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号令全党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极端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1935年后，毛占据了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产国际对他中共领袖地位的承认。随著毛在党内地位的加强，他的主张和意见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义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从而也获得了党的意识形态的法理性。
现在，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慑的形式出现，而较少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革命恐怖只是作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以后的岁月里，作为革命策略大师的毛泽东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机器，就像中药师配制药方一样，知道如何根据现实需要来调配这两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纵下，革命恐怖机器已具备了某种“智能性”。
1944年，毛果断地宣布中止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曾经使根据地的许多老党员误以为又要再来一次“肃AB团”式的大清洗，但是他们错了，毛无意也不愿再重演当年的斗争，当毛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后，针对党内的革命恐怖机器立刻停止运转。在刘少奇的支持和协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种新方法：通过在审干—抢救运动中建立的制度机制，动用党机构来洗刷共产党内部，从而使党永远处在一个不断被“纯化”的持续状态中。
如此看来，30年代初的“肃AB团”已成绝响。从延安时期开始，毛不断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可是毛终究难忘那如火如荼的“肃AB团”的紧张岁月，对当年的“肃AB团”，毛还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与继承”——在党内中止肉体消灭，同时保留、发扬竤众性肃反的革命传统，从此镇压与“纯化”又有了新的形式，并与党机构的审干肃反措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於是，抢救运动之后，又有反右、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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