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栋先生逝世五周年暨何家栋文集首发式”于2011年11月20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由陈子明、铁流、吴小军发起，参加会议的有何家栋先生的夫人陈蓓女士及子女，何家栋生前好友、同事和社会各界人士。会议由毕谊民主持。
崔卫平：
看到这两本书出来，放在手上，真的很高兴。我也知道前边发生的事情。07年那回书要出来，我应该也是有点分担的。当时的计划是，书出来以后，不能那么多搁在何老家，散了保存，以及分送到大家手里。我离何老家很近，自然是分担对象。记得头天晚上在宋庄看纪录片，出来之后接到短信说何老去世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等丁东打电话来过去拿书，但是没有电话来。于是打电话过去问，才知道丁东被带走了，马上就往小群家赶，看到了警察走后的狼狈现场。小群还给我看了警察拿走许多书籍杂志后留下来的收条。从此之后，何老的书成了心头之痛，想到就特别难受，本来他自己也许赶得上看一眼的。
我和何老认识比较晚，认识之后就比较密切。因为家住的很近，走路就能走过去,也能走回来。不仅我自己去，我还带朋友去，我把何老当作我家附近的风景区，经常带朋友去“参观访问”。最早应该是2002年，是丁东带我去的，当天我就做了何老的思想访谈，大概有一个半小时，他就讲了政统和道统的问题，有这么一个影像资料在我手上。
后来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提。第一，何老为我译的《通往公民社会》写序，写的非常好。尤其是他在米奇尼克“民主是灰色的”基础之上，加上了“妥协是金色的”这个表达，因此这个句式“民主是灰色的，妥协是金色的”传得非常广，促进了米奇尼克思想的传播。第二件事情是，刚才丁东提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后，他慢慢地进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小群体的“领军”角色。开始他一直是推辞的，后来不断有人对他说，李慎之先生在世时经常和年轻朋友聚会，一个月吃一次饭，李先生去世之后，何老最好担当起这个角色，将年轻朋友凝聚起来。何老犹豫了太长时间，有一天终于把我叫去，说卫平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吧。我于是责无旁贷地帮他联系人吃饭。打电话，确定时间。地方都是我找的，都不理想，但是见的朋友还是很理想的。有一次（应该是四月底）有很多人，三十多个吧，查建英也来了，她一下子见了许多朋友，然后说：“这像八十年代回来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写出有关何老的回忆文章。好像自己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概念，没有遇到家里特别亲近的人去世，不知道人们就这样去世了。我也不会觉得何老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写，回避这件事情。但是在我的文章中，一直反复使用何老的这句话：“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当面跟我说过这句话，后来发现这句话写在他的小说开头，应该是作为题记。
我把他给我看的小说的打印稿，从头到尾都看了。他第一次拿给我的时候，对我说，卫平，咱们拿出去出版，得半个诺贝尔奖回来。说的时候，就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过一阵子又对我说，卫平，那个小说咱们不发表，等我去世之后再发表吧。这是个什么小说呢？我看了，是他早年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故事。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十四五岁，很年轻。当时环境很混乱，很不安定，总是在跑，在铁路两旁跑来跑去，不停地转移，很有电影镜头感。他跑的过程中（也就是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先是碰到一个漂亮小姐姐，比他大不了几岁，保护他，带着他一起跑；后来跑来跑去，又碰到另外一个漂亮小姐姐，这个小姐姐比那个小姐姐更漂亮，保护他，带着他一起跑。我说这个小说像“革命的红楼梦”。
看了小说对何老有进一步的了解。何老是一个特别有灵气的人，不仅是才气，是灵气，他顽童的一面也是灵童的一面。这个人思想特别通透，心灵特别通透，心里好像有一面光闪闪的镜子，能够照亮周围一切。许多人思想先经过概念、逻辑，需要扶手、把手，他是通过心灵一步到位，然后加以详细论证，很有穿透力。我带去的朋友都对他称赞不已。可惜，他说过什么，我大都不记得了，都是关于忧国忧民的。
我正是非常有幸，后来几年和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向他学了很多东西。我也感谢何老的夫人，我经常去拜访何老，陈老师还会给我倒很好的茶喝，他们家的茶很好喝。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有请姚监复老讲话。
姚监复：
我想说的就是上学的时候就读何老的书。80年代我是《经济学周报》的记者，受何老和你们的领导。当个小记者，给我编过一版，农机化。最后在医院里才跟他见面，非常有幸地给他说了几个故事笑话，他说你每天都要来，在最后的日子里让他欢笑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去他已经不说话了，眼睛闭着，我也不说话，坐在那儿，他突然又说，监复你来了，他有一个感觉，最后给他一个好朋友的感觉。
今天看见文集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宪政，不要军政。本来是军政、训政、宪政有三个阶段，我们没有训政，但是亲身体会到军权，什么时候呢？文革的军管，这个遗风，一直到现在还有，我还有余悸，为什么呢，有关部门正式通过部的党组我那个小单位的党组书记警告过我：你要在香港出一本书，让鲍彤的儿子出，不准出。我觉得不是我的书，作者不是我，作者是胡绩伟老师，我是记录整理，不让出，得经过胡绩伟本人，经过香港出版社，后来还让我去跟老人说，不能出。我说我是党员，服从组织分配，给我任务我要完成，但是避免我传达出错，你给我个正式书面文件，我去照本宣科，不然的话，错了怎么办？错了的话，95岁老人，74年党龄的《人民日报》社长，一拍桌子，我说话还用什么部来干涉我？成了国际新闻，弄不好我们两个可能被上边甩掉。我无所谓我拿退休金，你这书记乌纱帽可能就丢了。然后他们又找了上边，上边说姚监复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不能给他书面文件，书面文件给了胡绩伟，胡绩伟不得说我们干涉他言论自由吗！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状态。如果是毛泽东的话，胡风你是反革命，就反革命了。现在又说你是反革命不能出书，又要做工作还要当好人，这不是那个古时的说法吗，又要当什么又要立牌坊，这个比较难办。所以我到这儿看到何家栋文集我就非常高兴，竟然能出，希望胡绩伟这个书《胡赵新政启示录》能在未来出来。
还有一个呢，今天挂上横幅了，非常高兴。我印象里至少三次。第一次离这儿不远，林希翎的追思会，把灯都关掉了，把电源都切断了，在黑暗中开了个会。第二次是包遵信，赶紧开，人家来了人，来人把我们轰走了。第三个是谢韬的告别会，八宝山，铁流的挽联长一点，也干涉也收走，怎么连这种事都怕。一个解释就是军政的遗毒一直在这儿，不是训政，不是宪政，好像军政。电视上广东城管改名叫协警。中国整个变成个警察的国家，另外一种形式的军权，“维稳”经费高过军费，人员将来可能也要超过军队。大家开个会、吃个饭、挂个横幅都得战战兢兢的，好像都是胜利。这个局面我觉得要改，才真正能让何家栋的英灵安息，否则他要的宪政，你们是军权，这是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要当英雄要当士兵，不要当太监。朱厚泽跟我说过，反右以后受害最大的是共产党自己，因为共产党员本来就应该无所隐瞒敢说话，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说真话了，都成太监了。“八九”时又一个高潮，“八九”一开枪呢，又不说话了，又成太监了。我说只是分子应该说话，他说知识分子很多都自阉了，自阉的太监，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我看了《文化艺术报》11月22号出版的一期上写的，说有一个朝代叫南汉，在广州附近，中国历史上惟一的朝代，所有当官的必须是太监，有学问要当大官的也要先当太监，这个朝代亡的时候，有500个专门制作太监的官员。我们这个朝代难道要成为一个思想上太监化的时代吗。所以我们需要战士，需要英雄，而我觉得何家栋就是这样的人。知识分子应该学这样的人。王康同志也值得我们学习，凤凰台“世纪大讲堂”你讲了以后据说江总书记看了以后说，怎么讲的跟我们学的十月革命不一样，这个人不能让他讲，主持人也不行。听话的人也不知道这说的是谁呀，江总书记记得，“就是那个像列宁的人”，这一下就找着了。（全场大笑，掌声）我就想我们怎么讲个话，做个演讲，开个会，吃个饭都这么紧张，我觉得领导人用不着那么紧张。我曾经写了一个“茉莉花在中国开不了”，有个女同志批评了一下，说姚监复是体制内的胆小派，我确实胆小。文化大革命一拳把我眼睛打瞎，从那以后到今看人看事只能“一目了然”。我妈妈，是在1966年8月一个晚上，被活活打死，我爸爸让回家，逼他，就上吊了。这种文化大革命我们还能再来吗！我看了马宾先生要为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彻底平凡昭雪，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么厚一本有理论有口号的书，还有左派要暴力革命的网上发言，为什么他们可以公开说呢？为什么何家栋说的要妥协，求你们不要开枪，跟刘亚洲、刘源说，你们都是穿军装的，他可以忍受屈辱，你答应我不要开枪，这样的书为什么不能出呢？我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需要战士，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气节，我们不能奴于身者。所以何家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谢谢大家。（掌声）
主持人：
谢谢姚老慷慨激昂的话，我们感到振奋，您老当益壮。谈到社会乱象，一个被阉割的社会，你只能阳痿，你不能坚挺。你可以做爱，你不能做人。你可以没有人性，但你必须有党性。很可悲，好在我小毕啊，永远是坚挺的，请大家相信。
今天在坐的很多人都和何老在一起经历过风雨，尤其是高瑜。美女记者，大腕，在《经济学周报》时，高瑜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一次在延静寺那儿（报社地址），大冬天的，高瑜和何老两人围着一个火炉子，上边烤着馒头，饭盒里还咕嘟着是粥啊还是什么，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做事，使我感觉到伟大的思想都是在简陋的环境中产生的。下边有请高瑜讲话。（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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