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蘆笛在明鏡出版社出版《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是前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作詞的《長征組歌》中的一句歌詞，簡明易記，家喻戶曉，對於塑造毛澤東“天才軍事家”、“偉大統帥”的形象起了巨大作用。蘆笛的新書書名在這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後面加上一個問號，就産生強烈的反諷效果，也鮮明揭示了本書解構的目標，正是毛澤東“軍事奇才”的神話。
本文是該書的序言，文字略有改動，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毛澤東就是新時代的諸葛亮
在官修黨史中，毛澤東歷來被吹為驚天動地的軍事奇才，即使不算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也絕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軍事家。這神話至今長盛不衰，俘獲了各種各樣的人。即使是反共人士，也不是出之謾駡，便是把中共的勝利完全歸結於蘇聯的援助。這種感性發洩缺乏說服力，無助於破除中共編造的毛澤東神話、實事求是地還原真實的軍事家毛澤東。
其實，毛澤東神話的流傳不足為奇，它有著深厚的傳統人文因素。套一句恩格斯的話，這是一個需要神話並製造了神話的國家和時代。
第一個因素，就是國人對戰爭藝術以及軍事家的傳統理解。《史記》、《三國演義》等文學著作，熔鑄了傳統的漫畫式的歷史觀與軍事觀。國人普遍是“唯謀略論”的堅定信徒，堅信戰爭不過是謀略大賽，何方謀略高出一籌，何方便能勝出。軍事家們獲得這謀略，並不需要專業訓練與實習，只需學會一本兵法秘笈，便能如張良、韓信、諸葛亮一樣，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兩軍交戰的過程，就是一方全知全能，掌握了有關敵軍分佈與動向的所有信息，預見到敵人一切對策，因而能按部就班地展開錦囊妙計，而另一方則一定只會嚴格按照敵軍統帥的設計行事，一步步乖乖掉入陷阱。這過程中絕不會有洋人所說的“戰爭迷霧”（fog of war，指戰爭中因情報不明，無法確定敵軍兵力分佈及動向，甚至不明本軍某部何在的混沌狀況。在全球定位系統GPS發明前，這種混沌情況乃是戰爭常規），也絕不會有打破原定計劃的意外事件發生。
這種對戰爭的幼稚理解，連玩多了電子戰爭遊戲的少兒恐怕都要嗤之以鼻。不幸的是，就是這種直線思維，構成了毛澤東神話的文化背景。在許多國人心目中，毛澤東就是新時代的諸葛亮。
其實，戰爭是參戰雙方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全面較量。所謂“硬實力”，指的是疆域、人力物力資源、武器裝備等客觀物質基礎；所謂“軟實力”，指的是主觀努力，除了軍隊的士氣與將士的作戰技能（包括統帥的謀略）外，主要是動員與利用資源的能力。隨著社會的發展，硬實力的內涵變得越來越多，在武器裝備中增加了工業生產力、科技水準、基礎設施、運輸與通訊能力、信息獲取能力等等古代沒有的內容，對戰局的決定作用日益增加。相比之下，作為軟實力的一部份，統帥的作用日益下降。在海灣戰爭中，聯軍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使用了類似漢尼拔在坎尼之戰的謀略，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然而謀略起到的作用只是加速了勝利、減少了己方傷亡而已，並不是決定勝敗的因素。以聯軍相對於薩達姆的全面的硬實力優勢，無論是換誰去作統帥，結局也絕不會兩樣，區別只在於傷亡的數量與戰爭的長短而已。
在生產力極度低下、毫無科學技術的古代，統帥的謀略對決定戰爭結局確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而這就是“唯謀略論”在國人中至今長盛不衰的原因——它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原始以及國人思維方式的嚴重滯後。其實，現代戰爭是西式戰爭，是一種total war（總體戰），它比賽的是交戰雙方的綜合實力，將士們的主觀努力只能在客觀條件的制約下起作用。縱令子房、臥龍出任鴉片戰爭中的中方統帥，也絕對只會打敗仗。
即以主觀努力而言，現代戰爭也是一種系統工程。用劉伯承的話來說，它需要專業人員組織，並不是《三國演義》、《水滸傳》描繪的原始活動，也不是《孫子兵法》的籠統原則可以具體指導的。
西方自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後，便將勞動分工的原則推廣到一切領域之中，使得專業化成了整個社會的組建原則。不管在哪行哪業都如此，軍事部門也是這樣。西方國家早就作了不同軍兵種的分工。隨著時代推移和科技的發展，分工也越來越細化。無論是哪個軍兵種哪個級別的指揮，都要經過專業訓練才能勝任，靠看舊小說或是“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並不能獲得這種專業技能。
不幸的是，直到晚清，中國都還一直凍結在中古時代，社會組織不管是在哪個領域中都極為原始。就連教育都沒有分科，從無由專科教師分門別類傳授知識的學校。軍事領域就更原始。因為崇文抑武，傳統中國實際上沒有軍事教育，不說軍事院校，就連“武私塾”都沒有。將領們只能靠自學成才，不是“從戰爭學習戰爭”的行伍出身，便是自己看了點《孫子兵法》、《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老古董、連馬都不會騎的文人。軍兵種更沒有精細分工，除了古已有之的“馬軍”、“步軍”、“水軍”之外，就連工兵都沒有。用這種中古原始軍隊，去和把軍事當成博大精深的學科群、一代代加以鑽研發展的洋人去打仗，當然只能大敗虧輸。
雖然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仿效西方，建立了西式艦隊，但全軍的指揮機構卻始終停留在原始狀態。直到甲午戰爭時，中國仍未如日本那樣，效法西方建立陸軍部、總參謀部等專業機構，統帥李鴻章靠的還是遠古的幕僚制度。直到新政開始，朝廷才總算開始搭建此類機構，並在各地開辦西式軍校，組建新軍。歷史的嘲弄在於，這為抵禦外患而建立起來的軍事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初級軍事人才根本沒在外戰中發揮作用，卻在民初軍閥混戰中紛紛成了弄潮兒。
當時中國軍隊的組織、將領的指揮能力與士兵的作戰技能都非常之差，到了現代人難以想像的地步。軍閥混戰那陣子，擁有一師兵力即可橫行天下，若非如吳佩孚那樣一度主宰中央政府，也能如趙恒惕那樣為一鎮諸侯。打仗就是蜂擁而前，對天亂放一陣槍，若是對方嚇跑了就跟著追；若是子彈打光了，敵人還不退，己方便掉頭就逃。這就是蔣介石何以辦個短訓班式的黃埔軍校，便能輕易打敗北洋軍閥。《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
“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
但用今日眼光來看，黃埔軍校也是兒戲。1927年5月間，武漢國民政府下轄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率部進攻武昌。武漢政府急調葉挺率新組建的二十四師兩個團兵力迎敵，並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後身）學生組成第一獨立師，以一團參戰，一團守城。參戰的學生團雖然已經受過多時軍事訓練，上陣後還是亂成一團。據隨團作戰的共産黨員教官高語罕報告，因平時作戰事訓練身上不帶子彈，現在身上驟然加了30多斤，走路且感困難，何况打仗？因平時沒有打過或很少打靶，上陣後槍聲一響就亂放一氣，把自己的長官打傷不少，團長也因此受傷。因未經實戰訓練，戰鬥打響後只顧自己，不知協同。軍官們剛畢業，膽子小，不是躲著找不到人，就是藏到士兵後面，部隊一會兒就敗下陣來。葉挺情急之下，親自上前阻止，差點兒也被退下來的學生開槍打傷，不得已連斃數人，才把學生趕回陣地，但已全無戰鬥力了。葉挺的二十四師也是臨時凑合起來的部隊，自己打傷自己的也不少。幸虧夏斗寅部戰鬥力極弱，懾於葉挺和黃埔軍的威名，再加上民衆對之極爲反感，才自行敗退而去。
不僅當時中國軍隊作戰能力極差，國家的工業和科技水準也非常低，廣大農村的道路、橋樑等基礎設施還處在中古狀態。“青年國際”代表達林曾記錄過北伐戰爭時的南國情景：
“在中國南方，連能通過大車的寬路都沒有。軍隊走的是灌滿水的稻田間狹窄的田埂，過河是走獨木橋。士兵們就在那羊腸小道上一個跟著一個地魚貫前進。大部隊就這樣帶著機關槍、彈藥、行裝和給養行軍。這些東西全靠人揹——不是士兵，而是民伕。平均每個戰士至少有一到兩名民伕。機關槍全拆成零件裝在口袋或者籮筐里，民伕用扁擔挑著。”
陳雲也如是說。他參加了長征，但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前後離開部隊，去莫斯科彙報。他告訴共產國際執委會，紅軍走過的大多是難以通行的羊腸小路。因為道路太窄，馬匹、騾子和毛驢反而給他們帶來麻煩。基礎設施的極度原始，保證了紅軍的安全：“我們從來不怕後面的追兵，因為道路太少，敵人不可能投入大量兵力，也很難將兵力在全線展開。”有時行軍極度緩慢（“有一次，我們頂著傾盆大雨，跋涉在泥濘之中，花了12個小時，才走了4公里。”“由於軍用地圖上的位置常常標錯，我們常常走進死路而被迫走回頭路。有一個地方，我們打了3天，才走了4公里。”），但並未因此被國軍截斷、包圍和全殲，靠的就是極度原始落後的道路。
這種極端落後的狀況，為毛這位從未受過軍事科班訓練的文人提供了自學成才的空間。換到先進國家，或是換到現代，則毛這種“民間軍事家”絕無崛起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人把毛當成《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倒也不錯：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靠自學成才的軍事統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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